总理一句话 9亿农民开心颜
2004年3月中旬，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承诺：“五年内取消农业税。”当月底，中国政府就决定：免征东北地区黑龙江、吉林两省的农业税，降低其余11个粮食主产省的农业税税率。2005年初，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中，已有28个相继宣告“免征”农业税。2005年12月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高票通过决定，自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取消除烟叶以外的农业特产税、全部免征牧业税。 由此可见，原本计划用5年时间全面废除农业税，结果只用了2年。这充分显示了中央政府对废除农业税的坚强决心，这个决心来自于中央政府对9亿农民的关怀。 农民“无税赋”梦想成真 我国的农业税，从公元前594年鲁宣公实行“初税亩”这一具有税收形式的制度开始，延续至今已有2600多年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历史就是一部农业税史。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无论是政府还是老百姓从来都没有异议。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不管农业多么落后，自然灾害多么严重，农民的税负是少不了的。生活在最底层的农民，“均田地、轻税赋”是他们几千年的梦想。然而，尽管朝代不断更替，农业税一直是无法逃避的。今天，时空跨越了两千多年之后——2006年，中国延续了2600多年的“皇粮国税”终于寿终正寝，走进了历史博物馆。 沿袭两千多年的农业税，说取消就取消了，这不能不让人感到惊奇。中央政府之所以做出这一决定，根本的原因就在于缩小城乡差距，切实减轻农民负担，增加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贫困人口从2.5亿减少到1479万，进步巨大。但依据2009年8月份公布的数据，城乡居民收入比例却达到3.33：1，远高于1984年统计的1.81：1。城乡差距日渐加大的事实表明，农民虽然是改革开放的“绝对”受益者，但和城市的生活水平相比，他们的“相对”受益却很小。 “三农问题”中，农民问题是核心问题，表现为农民收入低，增收难，城乡居民贫富差距大，实质表现为农民权利得不到保障。农村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村面貌落后，经济不发达。农业问题：集中表现为农民种田不赚钱，产业化程度低。 学者李昌平（原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对农村的情况了如指掌。他曾经向朱镕基总理说：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李昌平的这句话，当即引起了朱总理的高度重视。 农民到底有多苦？李昌平所在的棋盘乡李开明老人2000年春节的对联写道：“辛辛苦苦三百天，洒尽汗水责任田；亩产千斤收成好，年终结算亏本钱。”辛苦流汗也就算了，怎么“亩产千斤收成好”，还要亏本钱呢？ 湖北监利县棋盘乡角湖村农民李开明老人算了笔账：2000年他种一亩稻谷，收成好的话大约是1000斤，当时谷价3毛多，只能收入300多元，负担每亩将近400元，还有一亩地150元的成本。扣除劳动力的话，每亩地一年辛苦到头要赔200元，所以前几年他的田宁愿撂荒也不愿耕种。2005年一斤稻谷能卖7毛多钱，一亩地700多元，负担31元，粮食直补35元，扣除150元成本开支，一亩地纯收入500多元。 农民劳作一年，种一亩地庄稼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要赔200元。其中，除了谷贱伤农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种粮食的成本大幅度提高，劳作不算，仅化肥涨价、农药涨价、灌溉、耕作涨价，即可将粮食的收入全部吞噬，再加上“三提五统”，种地变成了不折不扣的赔本买卖。 种粮亏本问题，湖北监利县棋盘乡仅仅是一个缩影。农业税免除之前，几乎是全国各地农村普遍存在的问题。本来种粮收入甚微或者亏本，乡里又要给农民要提留、收取农业税。有的地方因为农民交不起提留和农业税，乡里的干部对农民进行强行征收，导致恶性事件频发。在这种情况下向农民收取提留和农业税，无异于伤口撒盐，严重挫伤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于是，农村青壮劳动力纷纷外出打工，仅剩下老人和中年妇女带着孩子在家里守摊。种地是力气活，靠这些留守农民，指望种好粮食几乎不可能。有的村庄很多农田无人耕种，甚至出现大面积抛荒现象。 即使像2005年种一亩地纯收入500元，种10亩地也才5000元。而农民在城市打工，哪怕是到建筑工地上搬砖运砂土，一个月除了吃穿费用至少也有1000元的纯收入，一个人半年的工资收入顶得上在农村种10亩庄稼的纯收入，而且比种粮花费的苦力要少得多。 一边是农村劳动力急剧减少，一边是城市里的农民工数量急剧膨胀。中国有13亿人口，如果任这种局面一直发展下去，粮食危机问题绝非危言耸听。 尽管劳作一年没有多少收入，但农民对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那些留守在农村的老人和妇女依然对种粮情有独钟，不分寒冬酷暑，辛勤劳作。那些虽然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心还是留在家乡的一亩三分地里。尤其是到了麦收和秋收季节，他们明知道回家帮着收庄稼的收入，连来回的路费都不够，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要回去。有不少建筑商对此不理解，甚至承诺对不回家的农民工给予双倍的工资，他们依然不为所动，因为种地情结已经深深地植入他们的骨髓里。 如果有一天，农村没有了“三提五统”，农民不用缴纳农业税了，这是每一个农民恒久的梦想。让九亿农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收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温家宝总理一句话给取消了。这对中国农民来说，不啻一个天大的喜讯。 取消农业税，农民载歌载舞 在中国农民心中，“皇粮国税”概念是根深蒂固的，种地缴税也是天经地义的。所以，当温家宝总理宣布取消农业税时，农民们不但表示怀疑，同时又觉得不可思议：“怎么会这样？能有这样的好事？”然而，当得知这是铁定的事实的时候，整个农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气象。农民们奔走相告，笑逐颜开。 想当年，棋盘乡李开明老人的春节对联是：“辛辛苦苦三百天，洒尽汗水责任田；亩产千斤收成好，年终结算亏本钱。”取消农业税后，他的春节对联改为：“千年等一会，种田不收税”。 2008年，江西上高县农民拉起条幅：感谢共产党免除农业税。农民们欢欣鼓舞，用把小伙子抛向空中的特殊表演方式，表达他们对取消农业税的感激之情。 让农民们高兴的底气是，取消农业税之后，给他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好处是真金白银。原先的农业税变成了自个的收入，可以踏实地装进自己的腰包。 因为农业税的取消，过去一些莫名其妙的费用也随之销声匿迹。到了收获季节，收获的粮食卖多卖少都是自己的。再也不用担心乡里来人敲门催税扒粮食。 更为可喜的是，近几年随着国家对种粮户的补贴，以及粮食价格的上涨，种地不赚钱、种地亏本现象已经逐渐消失。 “以前我出来找工作把地给别人种，14亩地我还倒贴2000多块钱的农业税，但自从2006年取消之后，他现在还在帮我种那些地，但反倒要给我2000多块钱了”。这是在深圳打工的湖南益阳农民老李对农业税取消算的经济账。 山东平度市一位农民对记者说，现在小麦和玉米销售价格基本一致，每斤都在一元左右。他们说，种一亩小麦除去种子、化肥等费用，至少有七八百元的收入。这在免除农业税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种粮赚钱了！”这是农民普遍的感觉。一度受挫的种粮积极性再次迸发，乡村中有的家庭劳动力富余的主动承包耕地，有的主动为家里缺乏劳动力的代种代收。种粮赚钱的事实也牵动了在城里打工的农民工的神经。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有些城市农民工开始陆续返乡，并且在沿海城市出现了招工难，大范围的“民工荒”让很多企业心急如焚。 在天津蓟县采访时，一对中年夫妇正在将晾晒的玉米装袋子。男人姓杨是村里的种粮大户，今年承包了十几亩玉米地，可收获8万斤玉米。他指着停在路边的小四轮拖拉机说，一车能拉4000斤，8万斤能装20车。拉到饲料厂，每斤可卖0.95元。加上种小麦的收入，全家八口人，一年纯收入在10万元左右。 “咱没有什么技术，就会种点庄稼，够吃够喝得了。”看得出这位杨姓农民在调侃中隐藏的喜悦和对家庭生活满足的自信。 “后农业税时代”的农民 多少年来，农民辛勤劳作，流血流汗一年，换来粮食只能糊口。在一些落后的边远地区的山村，农民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与天斗的结果是，连温饱都不能解决。这样的图景，我们的媒体、我们的父母官经常看到。即使这样，“三提五统”和农业税，还是一样少不了。像一副沉重的胆子，压得农民喘不过气。 2006年，注定是让9亿农民永远铭记的一年。也只有在今天——开明政府以人为本的时代，农民才会有这样的礼遇。 其实，免除农业税的根本不仅仅是减轻农民负担，更重要的是归还了广大农民平等的公民权利。众所周知，农民肩上的沉重负担，大都来自各级政府创造的各种“摊派”，而多半与法律明文规定的“正税”无关。农业税最大的弊端在于严重损害了农民的公民权利。秦晖先生曾指出，农业税不是个人所得税（没有起征点），不是营业税（不区分生产的盈利性），不是资产税（土地不是农民的私产），而是一种典型的“身份性贡赋”。只要脱不了“农村户口”，农业税就如影随形地跟定你，活到老、缴到老。布凯南说“税收是权利的成本”，但“农业税”这笔成本却没有给农民来带额外的权利。取消了农业税，农民的公民权利才有了存量增长。 从权利视角看农业税的存废，后农业税时代应当是农民权利时代。取消农业税只是前奏，农民权利的扩展才应该是主旋律。 后农业税时代成为农民权利时代，才能真正走出“黄宗羲定律”。取消农业税之初，有专家担心农民将面临地方政府财政不足而生出的种种苛捐杂税强加在农民身上，寅去卯来。确实，在一些地方出现过，农业税走了，五花八门的“费”接踵而至的现象。然而，好景不长，这种让农民反感的坑农行为，很快被制止。 当初，有地方政府，特别是乡一级政府，确实对取消农业税很反感，认为将会导致财政运转停滞。实践证明，取消农业税对政府财政的正常运转没有造成半点影响。 据记者了解，现在农民种地地方政府不但没有乱收费，而且农民种地还可以享受国家财政补贴。用农民的话说叫做“种地不但不缴税，国家还给钱。” 中国的改革，都是从解放农民开始的。没有富裕的农民，就没有富裕的中国；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和谐的中国社会。 取消农业税之后，中央政府另一个有利于“三农”发展的重大决策——新农村建设，应时而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重大历史任务。“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被称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二十字方针”。这既是中央对新农村建设的要求，也是总体目标。不要小看这20个字，她包含的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管理等方方面面。 眼下，全国各地农村到处是一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热潮。在希望的田野上，一排排崭新的住宅拔地而起。村前流水淙淙，街道整洁，村后绿树掩映，鸟语花香。农民告别了破旧土屋，可以像城里人一样在农村社区里举办各种文体活动。 取消农业税、兴建新农村，这是中央政府两个划时代的举措，不单单是中国农民的福音，更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福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