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 农民将得到哪些实惠

　　加大惠农政策力度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提出，在工业化、城镇化深入发展中同步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要任务，这也为新时期的农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经济研究部部长韩俊说，农业是13亿人吃饭的基本保障，为农民提供近一半的收入来源，因此，推进农业现代化，是“十二五”时期的一项重大任务。

　　“十一五”以来，中央加大统筹城乡力度，不断完善强农惠农政策框架体系，开局的2006年，我国全面取消农业税，结束了持续了2600年的种田交税历史。随后的一项项惠农政策“真金白银”，多予少取放活，使农业农村经济顶住重重困难，成为国民经济运行的最大亮点。2009年，我国粮食总产达到10616亿斤，特别是2007年以来，连续3年稳定在1万亿斤以上，这标志着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迈上了万亿斤新台阶。

　　“要清醒地认识到，农业基础还不牢固，今年频发的自然灾害，使这一问题更加凸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李国祥说，基础设施薄弱，农业生产规模化、产业化水平偏低，种粮比较效益低，农业基础最需要加强。

　　据悉，“十二五”期间，要确保粮食等主要农产品稳定发展，耕地面积必须稳定在18亿亩以上。韩俊认为，目前我国粮食生产的紧平衡仍非常脆弱，一旦忽视粮食生产，产量马上就有可能出现滑坡。

　　“蛋糕”做大，更要分好

　　“发展不是简单地看GDP，更要看重老百姓的收入和福利的改善。既要做大蛋糕，更要做好蛋糕。包容性增长，寻求的就是社会和经济协调、可持续发展，让更多的人分享发展的成果。”韩俊说。

　　“十一五”我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先后跨上4000元、5000元台阶，2009年达到5153元，年均实际增长8.3%，成为改革开放以来农民收入增长最快时期之一。但不容忽视，目前城乡收入差距仍在拉大，农民增收仍然困难，最需要加快。韩俊分析，“十二五”期间农民持续增收难度不小：

　　首先，我国尚有近1亿农村剩余劳动力，但主要以40岁以上的农民为主，他们受教育程度较低，转移就业难度大。

　　其次，农业物质成本和劳动力成本节节攀升，比较效益偏低矛盾仍很突出。农产品价格总体偏低，各项补贴的增加还不能抵消成本上涨造成的影响。这给农业的家庭经营收入增长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最后，农民增收的渠道还不宽，财产性收入有限、转移性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仍很低。

　　“十二五”期间，调节收入分配比重，要努力使居民收入增速不低于GDP增速，劳动者收入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的速度保持协调。“民富”目标的提出，意味着在未来五年，农民增收的瓶颈将逐步打破，农民的腰包会越来越鼓。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全会提出，“十二五”期间将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逐步完善符合国情、比较完整、覆盖城乡、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十一五”期间，中央把更多的财力物力投向民生的薄弱环节——我国农村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两免一补”让至少1.5亿农村家庭受益，使大量辍学学生重返课堂；新农合基本实现全覆盖，补助标准大幅度提高；农村低保制度全面实施；新农保试点启动，农民在实现“种地不交税、上学不付费、看病能报销”后，又正在实现“养老不犯愁”。“十一五”涉及民生的两个约束性指标，即城镇基本养老保险覆盖人数和新型农村合作医疗覆盖率目前都已完成。

　　然而，城乡发展失衡仍然突出，最需要统筹。李国祥说，由于我国农业农村发展底子薄，目前公共财政覆盖农村范围有限，农村基础设施落后，社会事业发展滞后，公共服务水平较低。2009年我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增长了12%，用于“三农”的支出增长了21.8%，但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明显偏低，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缩小城乡发展差距的重要途径。《建议》提出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意味着农民将逐步享受没有差距的教育资源、社会服务和生活保障。

　　韩俊说，农民工市民化首先是就业问题，必须以增加就业为前提，如果盲目地增加城镇人口，会导致过度的城镇化，造成进城农民的贫困化。第二，保障农民工依法享有各项劳动权益，力争到“十二五”期末城镇用工单位基本都要依法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确保农民工工资及时发放和合理增长。三是要改革现行城乡二元的福利体制，鼓励农民工在城镇落户定居。四是要依法保护农民的土地权益，不能把农民放弃承包地和宅基地作为进城落户的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