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三旧改造引关注 城市更新需更智慧

　　近日，珠海“三旧”改造的进展和暴露出的问题引发舆论关注。据报道，自2009年以来珠海全市已有26个项目采取临时改变建筑使用功能等方式完成改造。由于这些项目多为商务酒店、高档写字楼等，以至于有观点批评目前的城市更新工作过多追求酒店写字楼。

　　在这背后的大背景是，随着2009年广东“三旧”政策的颁布和实施，城市更新在全省城市中如火如荼地进行。量变带来质变，广东城市中目前城市更新的规模，使它超出了局部的零星建设问题范畴，更是一个关于城市发展的整体问题。

珠海 网络配图

　　城市更新由于牵扯到拆迁和土地功能转换等社会风险和经济利益巨大的问题，从来就是政策性很强的活动。在“三旧”政策之前的广东，城市更新的步伐比较“零星”，政策的目标也比较单一。上世纪80年代在广州开始出现旧城改造活动，城市政府的目的是通过旧改来改进城市基础设施的欠账；本世纪初广州在“退二进三”政策的鼓励下出现了“厂改居”的高潮，政策目的是通过“厂改居”的利益差来推动老城工业的外迁以解决城市的环境污染和交通混杂问题；2000年前后，深圳和珠海开始推动城中村的改造，“城中村”，这个珠三角城市化进程中特有的问题开始进入城市政府的议事日程，但是，虽然同为城中村改造，两地的政策目的还是有差异的，珠海的城中村改造活动由水漫村触发，主要目的是以基础设施的更新和环境的改造；而深圳的城中村由于数量多规模大，改造的目的除了设施更新和环境改造外，还希望通过城中村改造来提高土地利用的效率，为城市发展释放空间。至此，广东城市更新的政策目的，完成了由单一问题解决向多目标演进的过程。

　　政策目标演进的过程，也就是问题暴露和发现的过程。广州上世纪80年代的旧城改造活动一铺开，便暴露出了老城的拆建对旧城历史文化传统风貌的破坏问题；而“厂改居”的推开，引发城市就业岗位外迁，老城人口越改越密，导致城市通行距离的加大和老区服务设施负担加重的问题；随着城中村改造的展开，也暴露出开发强度过大，有人戏称为“卧着的城中村站立起来了”。而城中村改造引出的中低收入和初次创业人群生活场所的丧失等问题也广受关注。过去城市更新中暴露出的问题，应该说为我们本轮的以“三旧改造”政策为推力的城市更新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在“新型城镇化”已成为社会共识的今天，当然也应有“新”的思路来推进城市的更新。

　　这个新思路，就是城市的更新，应着眼点更全面，做法上更智慧。更新的账，不应该仅停留在经济账和土地账上，应该还要加上城市产业的更新，城市历史的保护，宜居环境的改善等多目标进行考虑。在这个多目标的体系中，在目前的更新语境中，有三方面我认为需要特别引起关注：历史积累，职住平衡和容量控制。

　　中国的历史悠久，但中国的城市却被人诟病为“千城一面“。人们说城市的面容是一面镜子，照出这座城市市民的喜好。“千城一面”的现实，反映出了中国人对城市历史遗存的淡漠态度。历史是一页一页写成的，风貌是一天一天积累而成的，那些承载着历史故事的风貌，便构成了一个城市的独特形象。当邓小平当年题写“珠海特区好”的宾馆也被拆掉改掉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向后人讲述我们城市的创业史呢？历史有时就是这样，身处其时是那么的平淡，当过去后才凸显其伟大和意义。今天我们面对的大量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标准厂房也许觉得平淡无奇，甚至觉得丑陋，但这些书写着中国崛起的世界性大事的载体，其意义也许不像它们的外貌那样简陋。由于历史的不可复制性，一旦拆除，将永远消失。因此，在“三旧”更新的时候，要有从城市历史积累的角度出发确定不可拆除部分。广州利用城中村建立农民工博物馆和在白鹅潭的改造中，先对历史建筑进行普查都是值得学习的经验。

　　城市的过度功能分区带来的危害已逐步被人认识，现代城市的交通问题，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由于居住和就业的过度分离造成通勤交通大增。因此在三旧改造中严格控制旧工厂转居住，以防止城区功能的单一化和就业岗位的流失，这已成为城市政府的政策，这样，旧厂的改造方式出现了创意产业、办公楼宇和商业综合体等多种方式。前一种再开发对现有建筑的保留有利，对城市产业的多样化和城市活力的形成都十分有利，但需要城市人才的支持并受城市产业氛围的影响，需要时间培育；后两种则容易受市场欢迎，但其实对交通环境和区位要求较高，并不是都可以不顾条件一味地上。操作不当可能会引起地区交通的恶化，开发的规模要受交通等基础设施容量的限制。而且，办公和商业的需求，与城市的产业结构和人口规模密切相关，开发的总量和空间分布是受容量限制的。因此，这两类再开发需要对容量进行评估和控制，而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在城市层面，根据城市更新的多目标进行整体部署，缺乏整体的部署和策略，将可能在市场的驱动下出现整体失控的局面。

　　（作者系广东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