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象中国城镇化
编者按： 有媒体报道，全国城镇化规划草案已基本定稿，未来城镇化将从户籍、土地、住房、财税、地方投融资等改革着手，为城镇化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当前，新一轮的城镇化热潮已经开始澎湃，可以预见，整个国家的社会结构将面临一场历史巨变。而在这个大时代浪潮下，许多农民将完成身份的转换，许多家庭也将逐浪而行，切身体会到蜕变的喜乐和阵痛。他们的经历，正是具象的中国，具象的中国城镇化。 北京近郊：“宅基地富翁”批量造 采访宋瑞时，他正忙着找人丈量自家的后院。“来租房的人太多了，前院住不开了。月底我还要去云南旅游，又怕碰上阴雨天气，所以急着赶工期。”宋瑞说。 “说得不谦虚一点，对于我们家来说，最近几年的确不再为花销发愁了，但这水平在我们村算很一般的。”坐在新买的汽车里，他略带得意地向记者表示，“当每个月能稳定进账几万元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上班的意义已经不大了。” 一村子“地主” 老宋是一个地地道道的京郊农民。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的他，日子真正有所改善还是在改革开放之后，而近十年来生活更是有了质的飞跃。除了感谢国泰民安和好政策之外，宋瑞自叹：“得益于祖祖辈辈传下来的宅基地。” 黑桥是一座连很多朝阳区本地人都不知道的小村庄，而如今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北京近郊“重镇”，不是因其对地方GDP有多大拉动效应，而是由于它接纳了越来越多的外来流动人口。 “目前，在我们村居住的本地人不到1000人，但外来租房者有10多万人。”他告诉记者，“为了多挣钱，几乎每户都尽其所能地在宅基地上多建房子。” 宋瑞以自家的情况为例进行解释，他家宅基地面积接近一亩，在宅基地的中后部盖了几间红砖大瓦房，供家人居住。在宅基地前部用围墙圈出了一个小院儿，院中有一座2层的砖混结构小楼。小楼总建筑面积为500平方米，造价近30万元，对外出租。 在“改革开放前，我们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除了务农之外，村里人大多数在北京城里上班，而现在基本上都回来当‘地主’了。”宋瑞神采飞扬地指着窗外。顺着他手指的方向，记者看到在一片瓦砾上有人正在挑拣建筑垃圾。“家家盖楼房，户户建新居，几乎天天都有施工的。即便是经济条件不好的家庭，也不惜借钱盖房出租。”他说。 高收入与低品质 城市变得越来越大，收入水平低、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外来人口成为城中村出租户的稳定客源。虽然北京早就列出了消灭城中村的日程表，但让这些人去哪儿住？无疑，他们会流向位于城市边缘的农村。同时，由于周边的金盏、孙河、崔各庄、豆各庄、东坝、三间房、将台等地近几年陆续开始拆迁，来黑桥村暂住的流动人口与日俱增。 “盖房子的时候借了些外债，但早就还上了。”宋瑞说。他表示，用木板将自建小楼分成几十个面积不等的单间对外出租，每间每月租金为300-800元，承租者以外地来京人员和远郊区县的出租车司机为主。“每月的房租收入有2万元左右，相当稳定。一有空余的房间马上就会有人来寻租，压根不愁租不出去。”宋瑞表示。 宅基地上加盖简易楼出租营利让黑桥的村民富了起来，然而生活的品质却没有随之走高，一些问题反而日益突显。宋瑞指着村边一条塞满生活垃圾和建筑废弃物的土沟叹息到：“一到夏天就泛馊味，蚊蝇乱飞。” 据了解，由于人口暴增和缺乏管理，黑桥的村容受到很大影响。来自五湖四海的“村民们”卫生意识很差，随地吐痰、随手丢弃垃圾，甚至随处便溺的情况时有发生。垃圾场、公共厕所、农贸市场等都变得凌乱不堪。说话间，一群黑黝黝的小孩风一般地跑过，远处传来几声犬吠。 与富裕的生活形成鲜明反差的还有交通难题。村外虽有多条公交线路经过，但从村中步行到车站至少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而从村中始发的两路公共汽车——973路和851路，却早已成为农民工的专列。“除了午后的几个小时和春节外，公交车基本上刚从总站发出来就已经挤得打不开车门了。小伙子都挤不上去，何况是老人和孩子。”宋瑞无奈地说。 “早点过上真正的北京生活” 尽管村民们为了缓解出行压力纷纷购置了汽车和电动摩托车，但“按下葫芦起了瓢”，村子里还是隔三差五就发生电动车丢失、小汽车一夜之间轱辘被盗的“囧”事……“防盗门、摄像头、报警器和狗，每家都有，可麻烦事还是不断！”宋瑞说。 环境、交通和治安问题只是伴随带给村民们租金收益的“瓦片经济”而来的诸多难题中的一小部分。“虽说现在是不愁吃不愁喝，手头也宽裕多了，但堵心的事儿却比原先多了不少。”宋瑞抱怨说，“在夏天用电高峰时，家里的空调带不动，成为摆设；在早晚洗漱高峰的时候，龙头流出的稀稀拉拉的水真让人着急，有的村民只好在自家院里安装水泵；村里的主要街道和巷子，大多都被违章经营的摊贩和沿街小店挤成了羊肠小道，串个门都得绕半个村子……” 有人说现在的黑桥就是一个超级的“大车店”！或者说是在“摊大饼”式扩展中被遗忘的城市边边角角。“以前觉得离北京很近，坐不到一个小时的长途汽车就到东直门了。现在交通更加方便了，反而觉得跟北京不搭界了。”宋瑞望着不太远的一片“钢铁树林”叹息到。那里曾经是盛产“拆迁富翁”的大望京村。 “外地人不满意，我们也堵心。”宋瑞目前最大的愿望就是能拆迁上楼，过上真正的北京生活。“拆迁的时候，我可不当钉子户。”宋瑞说。（本报记者 赵申） “被上楼”的喜与忧 时间倒回到两个月前，刘鹏一家进进出出，正忙着整理家里的东西，大包裹、小口袋堆满了整个小院。虽然辛苦，但全家人都一脸的满足，因为从拆迁补偿评估完成的那天起，他们一直在等待着搬家的这一天。 山东省东营市在城镇化推进过程中，把中心城作为新型城镇化的龙头，以城中村和城边村改造为重点，全面提升城市建设水平。几个月前，刘鹏家所在的村子被列为新一批整村迁建点之一，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这个小村庄会从中国广袤的土地上消失。在这个过程中，村民刘鹏一家更是切身体会到了城镇化带来的喜与忧。 喜的是，这次拆迁，解决了困扰刘鹏父母多年的一大难题——房子。28岁，在农村早已到了嫁娶的年龄，而刘鹏还是单身。就是因为家里没有房子，因此他“不敢”谈女朋友。刘鹏在城里工作，但那里每平方米动辄就6000元以上的房价，对于一个年收入只有几万元的普通农村家庭来说，确实是个不小的数字。即使父母勉强给他付了首付款，月工资只有2000多元的他也还不起每月的房贷。更何况，他还有一个哥哥也急需房子。 两个儿子都需要房子结婚，这让刘鹏的父母压力倍增，烦恼也倍增。早在几年前城中村开始拆迁时，刘鹏便时常念叨“什么时候可以拆到我们家”。庆幸的是，他家距离城区很近，城镇化的脚步很快就来到这里。对于这次拆迁，父母、哥哥，还有刘鹏自己都满怀兴奋与激动。 据刘鹏介绍，他家原来有两个院子，此次拆迁共分得4套房子，两套面积为130平方米，另两套面积为100平方米，这一下子解决了刘鹏家的大难题。房子有了，剩下的便是等着两年后交房，然后装修、入住。而4套房子的装修费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刘鹏粗略算了一下，如果按简装标准装修，每套也需要花5万元，4套房子就是20万元，这几乎是一个农村家庭全部的积蓄。 “等交了房，我们把剩余的一套租出去，一年也能有2万元的收入。”刘鹏说。因为这次搬迁，家里的压力减小了不少，现在刘鹏的哥哥也已结婚成家。 能搬进楼房对于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固然是好事，也是一直以来的期盼，但欢喜之余不得不考虑住楼房的“压力”。并不是所有农民都喜欢住楼房，刘鹏的父母也有自己顾虑：这次搬迁，除了补贴的4套房子外，他们没有获得其他现金补贴，而住楼房后，相应的其他各方面的开销都随之增加了。 对于这笔开销，刘鹏算了一笔账。一套房子一年的供暖费、燃气费、电梯费、物业费、卫生费等加起来将近万元，这样算来全家每年比以往要多开销几万元，而这还仅仅是看得见的花费。同时，原来在自家地里种菜，不用买菜，如今买菜也是一笔开销。 对于刘鹏和他哥哥来说，这些费用倒也负担得起，最让他们担心的是父母养楼的负担。“因为父母都是农民，不像公务员每月有几千元的退休金，他们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一年一千多元的农村养老保险金对于养楼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刘鹏说。 除了这些，刘鹏还觉得，拆迁补偿费太低，宅基地本是农民手里仅有的财产，但却被低价征走，随后可能产生的土地附加值，他们却无法享受。（本报记者 苏艳蕾） 住进楼房，门口打工 ——周亮一家的城镇化之路 “以前种地能挣钱，现在不靠种地也能挣上钱。”这是周亮一家搬进新房后最大的感触。然而三年前，在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当得知要从自家的宅基地里搬进楼房，周亮一家却高兴不起来。 三年前的某天，在河北省迁安市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的周亮被父亲的电话弄得心情有些沉重。还住在农村的70岁的老父亲打来电话，有些悲哀地说：“以后农村的家就没了，都上楼了。”老父亲告诉周亮，旁边镇上那些原本在山区的几个村子已经被整村搬迁到了镇上的楼房里。 新身份带来挑战和机遇 本来搬进小区，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是件好事，可是周亮担心他父亲还有家里的哥哥离开了赖以生存的土地，生计会变得艰难。虽然村里自家的宅基地折算后能抵一部分房款，镇上还给一部分购房补贴，可是以新房每平方米一千多元的价格计算，要想住进新房还是要拿出不少钱。再加上住进楼房后，水、电、气、暖都要花钱，又增加了很多生活开支。这些都让他们忧心，而让人压力最大的是，没有了土地，全家人以后靠什么生活？ “以前羡慕城里人，一到晚上灯火通明，现在当了城里人，觉得一点都不好。”刚住进新房时周亮哥哥常这样抱怨。原因在于农村的基础教育要差于城市，周亮的哥哥是高中毕业，缺少技能，和城市人相比，就业竞争力差了一大截。 周亮那时就暗暗下决心：“以前父亲和哥哥种地能挣钱，现在不靠种地也要挣上钱。”随着迁安市城镇化建设步伐的不断加快，城镇化的人口聚集效应带动了镇区自营经济的发展。 周亮就是从城镇化建设中发现了商机，他抓住小城镇建设带来的发展机遇，2012年投资10多万元购买了一间商铺让哥哥经营日用品和五金建材。商铺地处镇中心位置，生意红火，这让他们一家对未来的发展充满了信心。周亮说：“现在城镇化建设给镇上带来了人气，很多农民都在镇区购买了楼房，人气旺了，市场自然就活了。” 期望追上城里人的脚步 除了儿子的就业问题，周亮的父亲期待最多的其实是养老和医疗问题。“没有地了，就希望自己晚年有个保障。”周亮父亲说。他坦言，多年来一直希望自己能追上城里人的脚步。 周亮告诉记者，从2009年开始，政府考虑到失业农民的困难，每月开始发放补助金，从最初的80多元，去年涨到了每月200多元。“虽然钱不是很多，但对父亲来说也是一种贴补。”他说。 不过尽管做了城市居民几年，但周亮父亲仍不觉得自己是真正的城里人，觉得和城市还隔着一层东西。“我觉得应该是介于两者之间吧，至少在消费观念上我们还没跟上，心灵上和城市的契合度也不够。”周亮说。（本报记者 邢爱婷） 新农村建设之惑 央视《焦点访谈》节目曾在2011年3月24日播出《农民盖新房，咋缴“营业税”？》节目，时间已经过去两年，类似节目中村干部和农民沟通不畅的事又在河南省邓州市穰东镇发生了。 家住邓州市穰东镇柳庄大队李庄村的李成都提起新农村建设就向记者抱怨：“新农村、城镇化，这些词在农村只是概念，至于具体怎么建设，除了村镇干部外，乡亲们没有谁真清楚。” 和中国很多的村庄一样，李庄村里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了，家里只留下老人和儿童，只有到过年时，一家人才得以团聚，这个村庄也才有点人气。前几年，村里有些积蓄的人通过村委会买了地皮，搬到公路边去住了，占用的是基本农田。村里其他人很羡慕，但是几万元的地皮钱让很多家庭望而却步。 2011年的一天，李庄村村委会开会，称要进行新农村建设，让村民都统一到公路边盖房，家里老宅基地上的房子和树木都要毁掉。李成都想，这次大队可是为村里办了件好事，毕竟村里有些人家的房子年久失修，以前还发生过老屋倒塌压死村民的事情；还有一部分人家孩子大了要娶媳妇，正急着盖新房，这一下解决了问题；另外通往李庄村的路都是泥沙路，下雨出行也极为不便。 “新农村建设既然是国家战略，总该有点补助吧，拆了老宅基地上的房子，总会安排新的地方盖房子吧。”李成都这样认为。但接下去的情况让他有些不开心，因为村干部说，到路边盖房子要向村委会交地皮钱，每间（宽3.5米，长23米）要交5000-8000元。 后来，有一段日子，村委会和镇里土地所又不让在路边盖新房了，原因是“国土局的卫星图片看到我们这里违规建房，上面要下来检查建房占用基本农田的事，问题变大了”。又过了一段时日，村委会和镇里土地所干部的态度又变了，称李庄村是在新型农村社区规划范围内建新房，没问题。 事情就这样成了。“满载童年记忆的村庄不在了，变成了公路两边清一色的两层楼房。全村86户农民为了建房，每户都交了一万多元的地皮钱。这些交给村干部的钱，连张收费凭证都不开具，到底是咋回事？”李成都说。 据记者了解，穰东镇党委、政府方面对群众反映柳庄大队李庄村在“空心村”改造拆迁过程中没有补偿、村委向建新房户收费等问题是这样答复的： 2011年3月，该村开始“空心村”治理工作，截至目前除一户群众因故没有搬迁外（目前这户群众已做通工作同意搬迁），其余已经全部迁出老宅基地，在新型农村社区规划范围内建新房。共整治出土地约120亩，整治出来的土地全部复耕，统一分配给群众耕种，故不存在拆迁补偿和安置的问题。各户群众向集体交纳的钱统一用于支付老房屋拆迁工钱（旧房屋由集体统一拆除），土地复耕费用，树木砍伐费用，以及道路、路灯、排水渠等公共基础建设费用。根据各建房户的家庭经济实际情况，商定每户按每间房5000—8000元的标准向集体交纳上述费用，其中个别特别困难的群众，该费用予以减免。群众交纳该项费用均系自愿，且费用收支情况已公示，接受群众监督。目前该组有38户群众建新房，共向集体交费约50万元，已用于土地平整复耕、房屋拆除及树木砍伐等的费用开支的约有27万元，其余约23万元现存在集体账户上，待争取上级配套补贴资金到位后，和这部分剩余费用一并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关于反映危房改造补助的问题，2012年度穰东镇拨给柳庄村的危房改造补助款总额为9万余元，柳庄大队李庄村是根据建房户的家庭经济状况向上级申报危房改造对象和补助金额的，并不是每户都可享受该补助。 但李成都对上述回应并不完全认同。他称，一直以来，村组干部一会儿说收的是地皮钱，已经交给土地所了，一会儿又说盖新房占用的是基本农田，交的钱作为罚款交给土地所了，从来没有给农民讲过说这些钱是用于公共基础建设。他还质问，柳庄大队李庄村现有村民86户，目前该村有38户群众建新房，共向集体交费约50万元，那剩余的没交钱的48户是怎么回事？ 另据穰东镇柳庄大队村支书吕建国介绍，在新农村建设推进的过程中，他们确实存在和群众沟通不充分的问题。（本报记者 李叶良）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