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障性住房设计设想——基于用户选择的保障

　　苏运升认为，“在中国，真正解决社会保障房问题，必须引入成熟的非盈利、非政府组织和机制来参与社会保障房的建设，也涉及到中国政、经改革的攻坚性创新，设计者应为这样的机制提供技术和空间上的可能性。”

保障房建设流程示意图（点即可查看大图）

　　在最近，由深圳市规划和国土资源委员会主办、深圳市城市设计促进中心承办的2011年度“一户、百姓、万人家”保障性住房设计竞赛中，在“万人家”竞赛单元，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高岩先生与上海同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城市规划师苏运升先生联合设计的保障性住房方案在近百个作品中脱颖而出，获得奖金额最高的综合金奖。

　　这一单元旨在探索低成本生活环境的城市规划，主要解决城市设计中大规模保障性住房的各种实际问题。2008年，我国在商品性住房的生猛硝烟中，出台保障性住房政策。由于追赶时间和效率等原因，目前的一些保障性住房出现设计同质化和产品质量问题，无形中带来新的社会成本消耗。建筑师在目睹这些问题后，积极参与于献计献策中逐渐正视并提出创新的设计提案。而这一提案中，苏运升先生与高岩先生合作的项目，在住宅产业化和数字方法应用成果的基础上探索了保障性住房新的设计模式，为此类项目设计带来有意义的突破。

　　早在2010年上海世博会召开期间，苏运升就将他一直思考的有关住宅设计的想法在世博会世博村中应用，随后他将这一想法与高岩先生擅长的数字设计方法结合，突破了保障性住房依赖复制、黏贴的人工设计的局限，有了设计方法上突破性的创新变化，让成果具有更多样化的城市和社区空间选择。

　　苏运升认为，目前很多国内的建筑师并不了解中国社会保障房领域中政府、企业以及社会合作组织各个主体所应当承担的责任和义务，以及各个主体互动运转的方式和特点，自然难以理解保障性住房的基本社会概念。保障性住房是基于需求而建造，而不是基于市场，也并不以营利为目的。部分建筑师在设计中完成一个样式或者作品，在设计中传达出建筑师的专业技术的优越感，而并没有真正考虑底层用户的实际需求。苏运升认为这种现象在已有的保障性住房设计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如何通过协同设计信息降低设计成本，如何通过让社会共享设计信息而使决策更理性、保障性住房政策更健全？这值得思索。”

　　因此，针对保障性住房的设计，苏运升并没有在极小尺度和集装箱形式中展开设计，在他看来，这近乎于一种炫技，而实现技术解决方案只是建筑师的基本工作。苏运升尝试从住宅的时空物权的细分及社会流动性、成长性方面切入。他将保障性住房整合为与用户分阶段需求、材料的生命周期、实施以及责任主体彼此对应的“内胆框架分离”的设计系统。“这一基于将建筑比喻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的设想意味着建筑被分为‘筋、骨、皮、胆’4个系统。其中，骨架以百年寿命为限，构法简单，尽量开放并具有长效性。而表皮与内胆与住户的生活方式非常贴近，也就是空间生活本身。筋则是对水、信息、能源（包括电和供暖）等设施的应用。”

　　“自下而上”与数字方法破局

　　在这一设计中，建筑的每个系统可被拆分，对应这四个系统是不同的承担相应责任的企业、政府和个人主体。由于住户作为分散的个体，难以全面把握宏观的建筑地块区位和政策导向，所以在集中建造的建筑结构和水电系统中选择居住面积和形式，与政府共同建立起一个高密度的集中性建筑。苏运升说，这一设计的好处是“用户可以自己决定和选择，而不是由政府和企业垄断，用户参与营建实现劳动互助时，成本就会下降，用互助方法参与修建方法，用工业化和DIY的方式，将用户需求和建筑成品直接挂钩，也提升产品差异性。”

　　由于大部分保障性住房都以建筑师为主体进行自上而下的建造，建筑师普遍对于政策的把握缺少系统性思路，生活环境与居住者又有较大的差异，建筑成品易流于理想和形式化。苏运升说，“这一系统由两部分组成。建筑结构和水电系统等是自上而下的设计，表皮和空间是自下而上的选择。”不同的居民选择居住面积后，运用数字设计方法，以居住模式的模拟和可行性分析实现建造。这在数字方法应用前几乎不可实现。在其应用后，大量人群对建造面积和空间分制的选择才有可能快速获得整合。“因为联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两种机制，建造的内容与消费者的生活经历和意义挂钩，同时又是消费得起的。”同时，“通过在电脑上用该系统来选择户型，用户、房地产商和政府通过一个软件平台达到共同目的。”

　　另一位建筑师高岩在采访中表示，建筑的风动、体量和日照分析可以在设计决策中实现随时随地的互动，这可让建筑师在更本质的几何形体中实现编辑，而弥补了之前人工计算指标而难以做系统调整的缺陷。“设计过程的动态，机制的灵活可变性，导致设计结果是基于确定性和不确定性之间的建筑存在。”通过数字方法的参与，所有住户都可在选择面积后参与其住宅的设计决策，而使设计实现了对每一个住户的尊重，也避免了保障性住宅均质化。在这个过程中，原先的由政府承担的一次性建造成本降低，同时由用户参与选择的设计和建造部分，转化为中小型企业甚至用户自身的劳动，这将为社会提供大量的多层次就业机会。

　　可持续设计与阶层成长

　　如果说在城乡结合区和乡郊地区的自主营造体系已经被讨论得近于成熟，那么在寸土寸金的城市中的高密度自主营建则依然处于开放的讨论中。在保障性住房建造初期，有经济学家就指出这种“急进式”政策忽略了居住在保障性住房中人群未来的购买和消费能力。苏运升与高岩的这一设计也试图关注于此。

　　“为什么法国低收入、尤其是外裔社区内经常出现爆炸和抢劫等犯罪事件，因为这些人认为法国原住民不关心他们，在这个环境中生活，没有机会走出社区，所以会仇恨社会，犯罪率也相对上升。

　　“实际上，单个低收入阶层区域过大超出步行距离就会隐藏潜在问题。我们构建的是一个系统，并做了分析与预估。假设目前整个社区里居住群以低收入人群为主，经过5年后，必然有一些成长相对快速的家庭或者个人搬出社区。由于保障性住宅按照政策不能转卖只能租赁，此时会出现两种选择。一是更穷的人搬进来，二是邻居将这部分空间租入。

　　“第一种选择产生的积累效应是，不断有更穷的人住进来，从而社区越来越衰败。另一种结果是，邻居在兼并空间后，部分地阻止更穷的人搬进来，而使社区有了共同提升的可能性。30年后其能够成为一个持续成长的社区，会演变出酒店、各种商铺和混合使用的新场所，这就证明了社区的适应性和灵活性非常重要。”社区在不断更新中融入城市，多个类似的社区在不断地整合和分化中与社区成员共同成长，有助于城市不同阶层人群的互融和提升。“保障性住宅区的选址很重要，多个小尺度此类社区混入城市，有助于提高社会流动性，要在空间和时间上混合，不能让社区一直为低收入区。”这正是在解决社会问题。同时在这一时空演化过程中，决策机制必须根据总体低收入人群的比例确定社会保障性住房在此类社区中的人口比例，以确保真正的低收入群体必需的生活空间。

　　“根据各国统计数据，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升，使用保障性住房的人口将会下降，保障性住房可能转换为生态住宅或者其他商业用宅，”苏运升认为，如果要提升住户对空间的兼并能力，就要降低空间适应性改造本身的成本，“我们的设计在框架体上类似于一个立体停车库，而不是建造了多个房间，常规建筑拆除墙壁的成本很高，但是我们可以以填充空间的方式，靠很小的成本来扩充居住面积。其实搬走是很难阻止的，搬走后的空置空间可以在隔壁和上下层之间扩充，将交通系统打通，提高更多人分享空间的可能性。”居民在居住中可以通过自主空间升级实现与社会变化的同步化。

　　混合使用应对城市隐患

　　“城市研究中的一个城市指标是居民每周异地办公的天数。一个星期如果有8个小时可异地办公，市民就可以错开早晚高峰通勤；如果一个星期可以提升到40个小时异地办公时间，就可以考虑在住所办公。当油价提升到现在的4倍时，人们必然会面对出勤问题，因为居民已经承担不起出门上班的成本，我们在设计之初就要考虑到这些可能性，思考混合使用的课题。”

　　保障性住宅设计建造的同时，现代主义城市规划隐患重重。“例如，在我们的城市中，每天社区居民的汽车开到公司，社区车库就空着。晚上公司车库全空着，因为汽车全部回到社区。我们提出混合使用的做法，就是考虑当社区内居民的车开出去后，车库空间如何得到利用。我们希望，在保障性住宅区内，能够让家族、工作和workshop住户与其他成员互助服务。

　　“在欧洲，城市设计人员最新研究的课题包括一个住户上班后别人如何利用他的住宅空间。一栋楼的空置率很高也很耗能，研究人员希望让空间充分被利用。我们国内如果能够做到在一个社区内职居平衡，也是一种突破。”

　　但对于不同背景居民的和谐共融问题，苏运升坦言，“如何与其他阶层理解、包容和共融是时间上的问题，但是在空间上不能造成阻碍和隔离。增加半开放空间，多做一些层次助于此。有的城市共融做得很好，有些城市则显得有些势利。”

　　这个方案构想自2007年深圳双年展公开以来，到2011年深圳双年展成熟，并进入了样板项目和软件平台搭建的实质性操作阶段，其所努力做出的设想和探索，对现实中的保障性住宅设计，在理念和方法上会带来积极的意义。

　　（图片由高岩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