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川重建的方式与考量

　　（朱子瑜，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城市设计专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北川县重建项目总技术负责人。）

　　朱子瑜说：“温家宝总理代表国务院和党中央对北川重建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北川新县城必须是城市建设的标志，我们目前在城市建设中出现的失误要避免，先进理念要尝试和落实，使之成为一个城市建设的样本。二是新县城要成为汶川重建精神的标志，在中国的体制下，体现中华民族面对自然灾害时的克服困难的雄心、能力和抗震精神，事实上，在不同国情下，灾后重建的效果是不同的。我相信海地得到的捐款是超过汶川的，但到目前依然没有重建成型。所以中央政府特别希望重建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三是中央政府希望新县城建成能够成为新的文化遗产。我们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申遗城市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新县城达到申遗标准，是有难度的。最初，我们不能理解文化遗产标志这一定位，随着工作深入，逐渐有些体会。羌族是自治县，在地震前，羌族整体文化在衰落，与汉族共融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问题。而原来的北川县城就建得不太好。我们也在思考，是否通过此次重建使羌族文化有一次机会获得复兴。另有一项，这一重建工程被要求三年重建两年完成，要构成基本骨架，形成基本功能，展现基本形象，时间也很紧凑。”

　　记者：您认为中央政府对于此次北川新县城重建提出的三点要求是否得到了很好的实现？

　　朱子瑜：目前，我们在大城市规划中发现了很多问题，而在规划中，我们发现小城市常常可以避免这些问题的发生。

　　在用地方面，新县城搬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地势虽有丘陵，但面积宽阔。我们会问，城市是紧凑一点还是宽泛一点好？欧美理论中，美国的新都市主义、欧洲推行的精明增长和可持续性设计等理念均提到了紧凑形态。欧洲的城市形态是紧凑的，中国传统的城市形态也是紧凑的。但北美则是城市郊区化无限蔓延，既不节能，也不低碳。我们此次规划以紧凑为主。在建筑方面，小城市建设中是否需要高楼大厦林立？显然不是，小城市有小城市的特点，我们也贯彻得很好。

　　在绿化方面，城市里是集中绿地好，还是分散绿地或者带状绿地好？我们会沿水榭做带状绿化，这样在同面积前提下，周长就会增加。在北川县，离水榭最远的居民住所距绿地只有300米，居住区里的绿地，在小城市里是比较难实施的。因为居住区内的绿化由住户来承担，县城刚刚重建，居民付物业费是一笔负担。我们把县城社区进一步紧凑，把公园设计在城市里面，公共绿地并不需要市民消费，是由政府来维护的。

　　在交通方面，我们能不能将居住和工作区规划在一起，居民通过步行来上班？在小城市，公交未必开得起，北京市政府就公交费一年贴200亿，小县城200万都没有，所以步行是很重要的方面。如果购物、去就业岗位和休闲都通过步行就能完成就很人性化，我们落实得很好。另外，道路断面设置比较窄，路网密度比较高，街区渗透比较强，使当地开发机会大大增多。

　　总体而言，在用地规划上强调优地优用，混合用地。在交通上，在整个核心区布设一个稳进的交通区，人与机动车的矛盾就可以减少，基本实现步行。在绿化上，一是绿化绿地级别上要适当集中，适当简化层次；二是带状分布，便于所有居民亲水；三是绿化效果应得到体现。在市政上，在地块中最重要的位置恰恰是文化建筑，而不是行政建筑，在设计风格上反对霸气造型，提倡平和、亲民，这也是我们在规划上对地方政府的要求。

　　记者：北川新县城的规划在现阶段实现了它的功能，基于经济建设的考虑，你们为北川县未来30年或更长久的可持续发展做了哪些考量？

　　朱子瑜：目前县城所有建设工程都是政府行为，所投50亿资金是援建方和政府的注资，未来的发展要靠县城的自生力。既然土地要考虑招拍挂，土地就有区位差，目前的规划并没有和投资挂钩，我们现在建的设施没有占中心区，所留核心区的用地就是为以后的发展考虑。

　　因为目前急于形成新县城，我们设置了一个工业产业园区。如果未来发展情况好，该区域能提供上万个工作岗位。但对于这个小县城而言，随着发展变化，对工业的需求会被文化产业和旅游业的发展替代，也可能伴随有城市的工厂置换和搬迁等。现在的这些工厂会在10年后逐渐贬值，而土地更值钱的时候，此地块就很容易置换成原来的综合发展区，就实现了可持续发展。具体来说，目前急于形成的是以工业为主的产业。5年以后，旅游业就会慢慢增加。我们试问，北川县是否可走一条丽江的道路？这也是可持续发展。

　　总体来说，规划并不能决定这个地区未来发展好坏，国家投资环境和商业环境是更具主导性的因素。但对我们来说，北川县城至少在面临未来产业升级时，已做好了准备。

　　记者：您刚才提到了农家乐和乡村旅游等模式，目前很多乡村都在实践农家乐，您认为像北川县这类规模和区位的城镇是否有更丰富的发展机会？

　　朱子瑜：小城镇今后的发展模式确实不像大城市那么丰富。但是北川县有自身特点，就其紧邻成都和绵阳的区位来看，以前的北川县一直有农家乐和乡村休闲的苗头，我们在用地规划上做了保留，周围的山丘和浅丘适合作为休闲区和低密度住宅区被使用。虽然看到这个趋势，但我们用重建的资金不能去建这些设施，资金要集中用在民生上。虽然房地产商已经介入，他们建议划浅丘为住宅用地作楼盘售卖，但我们将其作为休闲、文化创意用地控制起来，时候不到，不可开发。

　　北川县未来方向还是由城市区位和特点决定，目前的工业发展是不得已而为之，从竞争力讲，邻县的工业发展条件比北川优越得多。北川地少，恰适合搞农家乐。所以，北川未来发展的方向并不多，但是很明确。

　　记者：未来的小城镇是否都须以依附庞大城市经济体的方式发展？

　　朱子瑜：是的。小城镇须依附在大城市后，不能求全，要做特色。在欧洲，很多小城镇紧邻机场，机场巴士把乘客送到周围的小城镇上休息，这些区域发展得就是机场服务。北川县在此次规划中须倡导旅游休闲。城市小的话，产业必须强调特色，在大的环境里面才有生存的理由。

　　记者：北川地区不仅包括县城，也包括乡村，保留有部分传统农业生活，即使没有地震灾害的发生，农民的失地问题也很严重。如何在城乡间实现转型创新？对这方面利益有哪些考量？

　　朱子瑜：北川县的所有乡镇都集中在山区。如果乡乡搞工业，没有出路，还破坏环境。如果全部土地做种植用地，这些乡村人口也难被养活。此次，我们提出人口下山，设施进山的思路。

　　对当地村民来说，他们也愿意出来。北川县要成为全县的政治文化中心，山中人口要向山下纾解，形成城镇的产业带。设施进山，我们要把路修进去，使产业因原势以农贸型、工贸型、旅游型和综合型分布，使乡乡有具体产业发展的方向，每个乡又各具特色。

　　社会和谐也体现为城乡一体，我们坚持要把公交车开进乡去。农村有很好的环境，但得不到公共服务设施。但是人口能进入县城，获得就业岗位和教育。在教育方面，北川中学几乎集中了全县优秀的师资。我们为这个学校设置了良好的住宿条件，乡中的学生就可以进县城上学。事实上，即使小学阶段，有条件的家庭都会将孩子送到县城念书。这是城市偏远地区的特点。在学校设施分布上，我们在讲理论上的公平。乡村虽然有学校，但优秀老师全在县城里面，并没有实现教育质量的公平。

　　记者：这样是否会破坏乡村儿童成长期的日常生活状态和情感模式？

　　朱子瑜：欧洲已经做到。在欧洲高福利国家，只有一个孩子的学校都存在，每天用飞机接送小孩念书。小孩既能上学也能天天和父母在一起。这跟我国国情和发展阶段有关。

　　记者：你们切实落实了中央政府的要求，而这些要求也自上而下地体现了政府的政治目标，在哪些方面能较好实现自下而上的民间需求？

　　朱子瑜：温家宝总理在我们向他汇报工作时讲过12个字，为“安全、宜居、特色、繁荣、文明、和谐”，这些也是老百姓要求的。所以，我们不在乎是自上而下的要求，还是自下而上的意愿，我们不仅要遵照中央政府的要求落实，也要实现民间诉求。好在中央政府的要求和民间的需求不矛盾。

　　记者：政府为了更快和有效的经济建设，可能会允许民间资本介入，这些资本涌入是否会冲击当地受灾人群的生存状态？

　　朱子瑜：这个问题在这次重建中不存在。此次重建项目，中央政府提出的要求就是民生优先。我们提供了学校、康复中心和养老院等，这些设施在重建初期都已经确定。有当地百姓说新县城的重建使北川县至少前进50年。

　　因为原北川县城被作为遗址公园保留和开放，北川县政府动员了当地约96%的民众放弃原有土地资产。他们为什么会愿意捐献？因为又建了一个很好的新县城给他们。事实上，所有的自然灾害是不可抗拒力，政府也没有能力完全无偿补偿。在山东援建方的支持下，在住房上，每户人家花费5万左右就能获得一套房子。（在落实上，这一政策是否能够获得很好的监督？）是的。

　　我们在设计上也做了调整。因为室内设计不在建设范围内，居民要花一笔钱装修才能入住，于是我们把装修好的房子提供给居民。这样，在灾后第三年春节，北川县居民就能住在自己的房屋里。这是我们对原规划的微调，也减少了建筑垃圾。另外，我们通过调查发现，北川县不仅有羌族人，还有约300位居民是回族人，虽然之前是没有清真寺的，但是居民是有此需求的，后来我们在社区里建造了一个清真寺。

　　事实上，所有住房建造要求得拿数据说话，我们的设计是相当有针对性的。不仅如此，在很多城中村拆迁项目中，我们也可以用这种方法。

　　（朱子瑜，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城市设计专业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北川县重建项目总技术负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