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交流平台的建筑理论 巴别塔和修补匠

　　建筑理论的目的不是告诉建筑师怎么做是对的，而只是提供建筑这个学科或者这个行业可以交流知识和经验的平台。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作为当代的建筑实践者，对于建筑理论必要的思考是：在当代的建筑语境中，如何使交流和沟通更为有效？这也是本文试图触及的问题。

　　巴别塔

　　在以匠人经验为行业话语根基的古代——无论欧洲大陆还是中国，建筑理论的内容主要以工匠技艺和经验的传承为主。从西方历史来看，不但维特鲁威《建筑十书》如此，即使建筑师这一职业从工匠中开始分离出来的文艺复兴时期，阿尔伯蒂等人的作品虽然增加了世界观方面的内容基础，但并未脱离于此传统。而中国古代，失传的《木经》作者喻皓本为工匠中杰出者，书中内容必然大部分来自于工匠经验，《营造法式》从控制官方预算的角度出发，但其中除了工匠的营造做法和预算原则以外，更多的也是经验的传承和当时对建筑认识的记录。

　　这种交流平台来自于约定俗成，参与交流的各方都基于习俗和经验接受这一平台而较少质疑。这其中并非没有受到当时流行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影响，但既然交流者普遍认可，也就并不构成交流的问题。

　　启蒙运动后，各学科基本的平台不再基于约定俗成而又相对孤立的存在，开始致力于构筑一个普遍理性的平台基础。建筑学在这方面与其他学科的发展基本一致。

　　于是哲学和科学的成果开始进入建筑学这一领域。而建筑工程技术作为单独的学科从建筑学中分离出去是与这几乎同时发生的。这种普遍性平台的建立似乎相当于《圣经》中描写的建造巴别塔的尝试，彼时的学者试图将各学科都作为宏大的现代知识体系的一个环节，无论是方言还是时空，都不再构成交流的障碍。

　　启蒙运动后的一个多世纪的建筑，似乎一切旧有风格都莫衷一是地卷土重来，希腊复兴、罗马复兴、哥特复兴、折衷主义……然而，现代建筑理论的平台基础在那个时期作为异常宏大而艰难的工程被构建起来，成为后来推动建筑学科进一步发展演变的一种基础。此时期的建筑理论都愿意借鉴其他学科成熟的体系构成方式，而自身则试图建立能够包容一切的平台。

　　例如，德·昆西的类型学体系与林奈的生物学成果明显相关；森佩尔的“建筑四要素”和后来更为庞大的理论体系则明显与当时考古学与人类学的最新成果以及由此引申出的相关价值体系有关；维奥莱·勒·杜克则从工程技术出发，以结构理性主义为基础重新阐释了西方建筑历史。

　　所以，如果说启蒙之前的建筑交流平台因为习俗而为参与交流者所承认，那么18世纪和19世纪的建筑理论则与其他学科理论一样，成为现代学科体系的一部分，共享着现代科学和哲学的一些成果以作为自身的学科基础。

　　普遍性平台很难说最终被彻底建设完成。即使建成，其所必需的知识总量的庞大远远超出了作为个体的人终其一生所可能掌握的全部信息。文艺复兴时期可以出现达·芬奇那样的通才，18世纪以后知识总量的膨胀和深化使通才的出现越来越困难。毕竟平台是供个体的人之间交流而构建，在任何个体的人都最多只能掌握平台的一小部分基础的前提下，个体间的交流仍然存在着时间、空间上的和知识基础上的各种障碍。平台无所不包，有时对更加具体的问题却显得效率低下。从巴别塔故事开始的试图突破交流障碍的梦想仍然只是梦想。

　　在今天信息技术条件下，《圣经》中的空间障碍似乎已经不复存在，语言障碍由于全球化进程也逐渐缩小。但这种交流障碍随着知识探讨的深入还在进一步增加，或有扩大为裂痕的倾向。最近读到陈志华先生在1990年代面对让建筑领域学人茫然的解构主义基础理论时说：这些理论之所以难以理解，是因为探讨相关问题的小圈子在探讨过程中给我们习以为常的词汇附加了特定的意义。

　　问题的专门化和深入化使通用平台越来越难以适应交流的需求变化。现代主义并未带来建筑学学科基础的突然变化，但原来建设的通用平台被各种不同的专用平台所取代，虽然平台基础的传承性远比想象中明显。作为现代主义建筑理论基石的吉迪恩《时间·空间·建筑》与19世纪艺术史学者沃尔夫林的艺术论述思路有着明显的联系，而希区柯克和约翰逊的《国际式风格》则映出从温克尔曼的风格论述到布扎体系的影子。

　　但与其时代哲学与科学的变化相一致的是，在缺乏了公认而稳固的平台基础之后，各种建筑理论作为交流平台，更强调其对于当前问题的适用性，并不似18世纪~19世纪那样致力于普世和无所不包的宏大体系。18世纪~19世纪建立的若干理论平台在被批判后，很大程度上被现代主义的各种流派和分支所吸纳与改造，而被局部和片段化地沿用以构成专用平台的基础，而后者却造成了过多的准入门槛而使学科的内部不同版块产生越来越大的沟通障碍。

　　如果说建筑理论的主要作用仍然是提供这个学科或者这个行业可以交流知识或者经验的平台的话，那么，在巴别塔之后，如何才能使交流平台变得更加便捷？于是便有了下面的追问。

　　追问

　　既然20世纪后的经验普遍对可以包容一切、解释一切的宏大体系表示怀疑，那么对于作为交流平台的理论而言，是否需要针对不同的具体问题，在目前大家都能认可的基础认识前提下，选择最能说明问题，能够最便捷地联系问题所涉及的相关领域和侧面，并能够使学人最大限度地直截了当切入问题的平台？

　　如果是，那么需要的平台多数可以为此时此地的具体问题而临时构建，如何保证其能够经受必要的质疑和诘问？如果说临时搭建的平台往往耗费巨大而与收获不成比例，那么如何利用原来有过的平台做适当的处理和延伸，或在不同平台间作相应连接，使平台既直接有效又有足够的坚固性，同时还不必耗费过分高昂的成本？

　　如果不是，那么迂回一些涉及到的外围知识和直接一些的交流平台哪种更加有利于交流本身？现代条件下统一和宏大的建筑理论平台不再存在已经是客观事实，那么不同平台的沟通问题开始变得困难。各种名词术语，起源于18世纪~19世纪，或者起源更早，但在18、19世纪的理论体系中被根据现代科学体系的要求而重新定义，经过百余年在不同的平台上各种演绎之后，词义严重迁移而具有更多不确定性，交流所产生的误读也便更加容易发生。所以又出现了新问题：在平台不再完整和统一时，在必需的连接中如何保证沟通的稳定和有效？

　　修补匠

　　《圣经》认为交流的障碍并非人类的努力所能弥补的，所以巴别塔最终无法建成。那么，面对几千年，尤其是几个世纪以来知识和经验的庞大沉积，交流与沟通似乎采用修补匠（Bricolage）的方式更加有效。

　　修补匠这一词语来自法国人类学家列维·施特劳斯，表达的是在前现代基于习俗的社会中工匠利用手中掌握的有限知识和资源权宜地解决问题的方式，后来被建筑学者科林·罗和弗瑞德·科特在《拼贴城市》中引入建筑学语境。

　　其实，前面提到基于习俗和匠人经验的古代建筑知识交流平台其实就与修补匠的性质基本一致。但在当代信息交流相对便捷和知识储备巨大的条件下，以修补匠的方式针对具体问题构建的交流平台将较少古代相应圈子和知识体系的封闭性，而具备充分开放的姿态。

　　相对于列维·施特劳斯所描述的传统社会工匠，对于现代建筑学科具体问题，修补匠式的交流平台构建方式充分利用在漫长的建筑历史中积累的建筑知识和平台基础，并根据具体问题的特征灵活利用过去遗留下来的知识库中的有效资源，以一种权益的方式在足够低的代价下获得充分坚实的平台基础，便于有效地交流沟通。

　　在这种条件下，建筑理论的有效性主要与解决具体问题相关，适应性当然也是必要的，但并不追求包容一切。修补匠的具体操作或许稍显权宜和随机，但其有效性仍然以平台经得起检验的严谨性为先决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