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消失的故乡

　　在《城市的世界》中，作者安东尼·奥罗姆说了一件事：帕特丽夏和儿时的邻居惊闻老房子即将拆除，立即动身，千里迢迢去看一眼曾生活的地方。他感叹道，“对我们这些局外人而言，那房子不过一种有形的物体罢了，但对于他们，却是人生的一部分。”

　　目前，一场让农民“上楼”的行动，正在全国不少省市进行。各地通过“撤村并居”、“农转非”等办法，为地方政府从耕地中挤出城市建设用地份额。因为国家有关部门规定，地方在农村复垦、减少多少建设用地，城市就相应新增多少建设用地，这对地方政府形成政策激励。

　　人们把这种现象称为变相的“圈地运动”是有道理的。其原因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在作祟，说穿了，是经济高增长给各地带来的增长冲动。“土地财政”和增长冲动使城市政府拿地卖钱，其结果就出现拆迁、一地多卖和强拆等现象。拆迁向农村延伸，则是当下方兴未艾的撤村腾地。表面上看，是企业要圈地建厂，实际上政府也在通过圈地获利。

　　“圈地运动”如火如荼，大家都知道，现在的城市用地越来越少，在有些省份已经相当紧张，甚至已经枯竭。有的地区城市建设用地价格十分惊人。在价格惊人的背后，不是拿地者一个人在唱戏，而主角是当地政府。他们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片面理解为建设用地结构调整，热衷于整治区位条件较好、增值潜力较大的村庄，而不愿整治废弃多年的“空心村”；把“城乡用地增减挂钩”简单地理解为整治增地工程，一味追求腾退村庄用地、建设安置高楼，很少考虑生产便民、生活利民因素。这些问题的滋生和蔓延，严重背离了“城乡增减挂钩”的政策初衷和农村土地整治的战略本意。

　　城市能够利用的土地，微乎其微，怎么办？新一轮的“圈地运动”便瞄准了农村的菜地和农民的宅基地，他们以新农村建设、农转非作为诱饵，带有强制性的强迫农民集中上楼，农民生活了几千年的传统居住方式，被他们彻底颠覆。表面上政府让农民上楼是让农民过上城里人那样的楼房生活，实际上，他们看重的是农民上楼之后腾出的宅基地，有了这些宅基地就可以“就地生财”了。

　　城市居民有城市居民的生活方式，农民有农民的生活方式。如今这种操作方式，让农民像城里人那样生活完全是一种想当然。说是新农村建设，根本没有按照中央规定的新农村建设20字方针去办。“新农村？不就是盖小洋楼吗？”这是一些乡镇领导对新农村建设的理解。在某些地方官员的脑子里，新农村就是给农民建设两三层的楼，新农村就是水泥路。什么“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他们脑子里没有那个概念。

　　农民的属性是农，他们的工作就是务农。没有了田园劳作，看不到鸡鸭猫狗，光着脚丫上楼下楼是不适应的。这种集中居住的方式在平原地带也许可以减少分散居住对耕地的浪费，但是在山区，在丘陵地区，就没有什么意义。“一刀切”，不讲实际情况，那是背离现实的一种盲目和冒进。任其持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眼下，一个明显的迹象是，一些地方政府“圈地”热情十分高涨。嘴上糊弄老百姓要建什么大项目，并口头承诺百姓，项目引进后优先让他们的子女就业。结果，大片良田被围墙圈起，项目几年连影子都没有，被圈土地茅草丛生，满目苍凉。更不堪的是，农民的土地被圈占之后，拿到的补贴十分可怜，有的甚至拿不到。

　　这是急功近利的政绩思维在作怪，为了政绩，为了升迁，某些官员们是不会考虑什么长远发展利益的。民生？那不过是口头语而已。在他们看来，反正不会一辈子待在那里，过个三年五年，屁股一拍，异地照样继续做官。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节省方寸地，留给子孙耕。不知道，等农民的菜地、宅基地被占完了之后，城市再怎么发展。

　　如果真的有一天，我们祖祖辈辈居住的原始村落全部变成了整齐划一的楼房式的“新农村”，小桥流水，鸡犬相闻，拨开青苔喝山泉的田园生活将永远成为回忆。当后人问起我们曾经的农村、曾经的老宅啥样？我们只能拿老照片给他们看，那将是一种怎样的悲怆啊。

　　11月1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就规范农村土地整治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问题进行了研究部署。会议指出，近年来，少数地方片面追求增加城镇建设用地指标，擅自开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试点或扩大试点范围，擅自扩大挂钩周转指标规模；有的地方违背农民意愿强拆强建，侵害农民利益；挂钩周转指标使用收益分配不规范等。

　　开展农村土地整治，要以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农村发展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维护农民合法权益放在首位，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和节约用地制度。要充分尊重农民意愿，涉及村庄撤并等方面的土地整治，必须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自主决定，不得强拆强建。严禁违法调整、收回和强迫流转农民承包地。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搞大拆大建、盲目建高楼等现象。农村建设用地整治所腾出的土地首先要复垦为耕地，严禁以整治为名，扩大城镇建设用地规模。

　　农村土地整治，要让农民能够自己做主，并充分享受土地整治政策实惠与土地增值收益。

　　西安市委书记孙清云说，各地政府应将精力从城市规模扩张转到城市管理上来，防止为出政绩制订大而不当的城市发展规划，脱离自身实际和能力建设政绩工程，进而造成巨大的社会浪费。

　　在新一轮城镇化进程中，怎样摆脱对土地资源的过度依赖，有效维护征地农民利益，这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