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砖头给村庄砌起围墙就能实现社区化管理吗？

建围墙、安街门、设岗亭、封闭不常用路口，从8月初开始，这些管理措施将在北京市昌平区44个村试行。记者了解到，这些将实行社区化管理的村庄大多为外来人员多于当地村民的村庄，初步计划将村民住宅集中的村庄用围墙圈起来，仅预留两三个出入口，设置岗亭并派人24小时值守，人凭卡、车凭证出入。(7月28日《法治晚报》)

　　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进行治安综合管理是任何社会都不可忽视的重要工作，但打着“社区化管理”的旗号给村庄建围墙、设岗亭就让人难以理解了。难道社区都是有围墙的?没有围墙的村庄就不是社区了吗?

　　“社区”一词的德文为gemeinschaft，最早出现在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1887年出版的《社区和社会》一书中。滕尼斯认为，社区是基于亲族血缘关系而结成的社会联合。从这个古老的意义上来说，村庄反而是现代社区的雏形。另外，没有哪本词典把高大的围墙认定为社区的基本特征之一。笔者斗胆认为，昌平区倡导的“社区化管理”实为“小区化管理”，并且更加注重小区“武治”的方面。

　　外来人口越来越多，受就业不稳定、受教育程度不高等现实因素的影响，他们在给城市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给城市治安提出了新的难题。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绝不是砌围墙、搞封闭式管理这么简单。或许只有真正理解“社区”一词的含义、提供构成社区的重要条件，社区化管理才有可能真正实现，而不至于沦为噱头。

　　社区通常是指以一定地理区域为基础的社会群体。它至少包括以下特征：有一定的地理区域，有一定数量的人口，居民之间有共同的意识和利益，有较密切的社会交往。也就是说，同一社区内的居民应具有共同的区域身份，有某些共同的看法和比较密切的交往。然而，据上文描述，即将实行“社区化管理”的44个村的现实情况是，外来居民10年难融入当地生活。吃饭去老乡开的饭店，看病去老乡开的小诊所，孩子上学则去打工子弟学校，他们与当地人的联系似乎只剩下租房和出行。

　　这种建立在出租房屋上的联系远远抵不过心理上的疏远和身份上的差异。此外，市民待遇上的鸿沟以及价值观上的巨大差别，让隔阂10年难以消除，并且不幸地将相互间的偏见传给了下一代。每天都见面的陌生人需要的不是围墙，而是生存空间上的平等和敞开心扉的交流。

　　围墙式的管理，不如主动式的交流。不停地出示出入证或许可以暂时把围墙内的刑事案件发生率降下去，但围墙外的呢?筑起的围墙投下的是不被信任、不被接纳的阴影，它不是打开和谐之门的钥匙，而是回避问题的篱笆。

　　“小区警察式管理”只能使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张，无益于相互间的理解和沟通。稳定、和谐的居住环境来自于人心的自愿趋向和服从，而非围墙、岗楼制造的威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