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利兹克何时花开中国？

　　2004年5月31日，俄罗斯圣彼得堡市。因为还处在白昼期，接近北极圈的地理位置让这里的夜，透明且短暂。

　　昨天还人流如织的冬宫（也称埃尔米塔日博物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博物馆之一，今天因举行第26届普利兹克建筑奖的颁奖礼而全面休馆。气势恢弘的宫殿里汇集了几百名从世界各地赶来的当代建筑界最出色的建筑师，除了今年的获奖者扎哈·哈迪德（ZahaHadid）外，历届得主如雷姆·库哈斯（RemKoolhaas）等建筑大师也在其列。

　　这里，不仅建筑师盛装伴身，俄罗斯的国家文化部部长、圣彼得堡市市长、副市长等一大批政府官员也隆重出席，而原定亲自颁奖的总统普京因为突发事件才不得已缺席。可无论是冬宫闭馆相迎的盛情，还是当地官员悉数出席的重视，都透露着这个国家对建筑文化及普利兹克建筑奖的尊重与认同。

　　获奖者扎哈已显年迈的哥哥代表家人在颁奖礼上发言，他的欣喜溢于言表：‘回到伦敦，我们准备叫齐所有的亲朋好友，为扎哈的获奖举行3天的狂欢。能获得普利兹克奖，是任何一个建筑师都梦寐以求的最高成就！’……”

　　这是去年SOHO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应其开发的北京物流港SOHO城项目主持建筑师扎哈之邀，参加普利兹克颁奖时的见闻。尽管近年随着资讯交流的通畅，我们获得了越来越多关于普利兹克建筑奖的消息，也有越来越多普利兹克奖得主开始接手中国的建筑设计，但对该奖项的荣耀与获奖建筑师实力的了解越真切、越深入，我们就越发遗憾：为什么普利兹克的视野里还没有出现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中国建筑师？中国与普利兹克奖之间的距离难道已经遥不可及？普利兹克奖何时才能花开中国？

　　距离——设计现状与学术准则

　　普利兹克历届得主在中国——全世界最大的建筑工地，成为明星人物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首都国际机场新航站楼设计师是诺曼·福斯特（1999年得主）、2008北京奥运会主场馆国家体育场设计师是赫尔佐格&德穆隆（2001年得主）、央视新办公大楼设计师是雷姆·库哈斯（2000年得主）、广州歌剧院设计师是扎哈·哈迪德（2004年得主）、上海“中国设计中心”的设计师是安藤忠雄（1995年得主）……但中国只能成为普利兹克奖得主建筑师表演的舞台、中国建筑师只能配合进行施工图设计，却无法“染指”普利兹克奖吗？

　　尽管普利兹克奖每年提名的具体名单保密，但在今年提名的近500人中也有中国建筑师——这是我们特别向基金会确认的信息。企盼中国建筑师入主普利兹克奖是我们心中不自觉产生的奢念，当然，前提是我们知道中国设计现状与普利兹克学术准则之间的真实距离。虽然在我们的采访中无法用某一量化的单位给出这一问题的答案，甚至缩短这一距离的解决之法，但并非好高骛远的自省是必要的，也是适时的。

　　语汇的距离

　　“能邀请中国的项目参展已经是走到头儿了……”2002年，“长城脚下的公社”应邀参加同为业内盛事的威尼斯建筑双年展，临行前，该公司董事长潘石屹向资深艺术策展人翁菱询问项目获奖的可能性。这是他得到的近乎无情、却真实的回答。虽然结果是极大的意外——SOHO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张欣获得了当年的“建筑艺术推动大奖”，可这毕竟只是建筑“外围”奖项，中国本土的设计绝对处于“失语”的现实并未改变。

　　天津大学邹德侬教授表示，西方现代建筑运动可以追溯到工业革命和由此而引起的社会变革时代，而中国的现代建筑语汇完全是20世纪初海外留学生引入的“舶来品”。他说：“尽管在20世纪20至30年代，上海、广州、天津等口岸大城市留下了大量迥异于中国传统样式的现代主义建筑，但这一风潮在新中国成立后因为经济困境、设计条件的严苛而急剧弱化，到‘文革’期间更几乎停止，直至80年代后才逐渐恢复。历史原因使得中国的现代建筑实践不仅起步晚，还出现了几十年的断层。尽管我们现在可以直接吸取最前沿的设计理念、掌握最先进的营造技术，但根基不实的跳跃式进展，让很多本土建筑师陷入盲目模仿或不知所措的境地。”

　　而上个世纪90年开始从事实验建筑设计、现任中国美术学院建筑系主任的王澍进一步解释说：“我们既然已经掉在了一个西方的、现代的大语境中，掌握这一体系通行语言成为必然。但建筑语汇的统一并不等于表达手法或装饰符号的同一，对建筑空间与功能的思考深度、对民族建筑的传承与转化的能力才是我们提升语汇能力的核心。”

　　而近年多有涉及建筑领域的艺术家艾未未指出，今天的中国建筑——无论在伦理、道德和美学上都缺少依据。不管它们如何花哨，如何引用欧美什么样的样式，如何从传统中找出什么样的词汇，都没有形成一个系统，没有形成一个和中国当地的状态紧密相连的有机结构，“这好比一个小孩随便从哪里抓了化妆品就在自己脸上抹。一个国家或一群人，在做任何一件事的时候都要寻求一个依据。依据是我们判断理性和疯狂的基本尺度。”

　　心态的距离

　　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中国经济复苏带来的建设量激增无疑为国内建筑师提供了绝好的实践机会和超越的可能，而事实是中国建筑的“失语”状态依旧。

　　同济大学副教授章明博士认为，这与中国建筑师急躁的心态有关：“巨大的建设需求和惊人的发展速度在一定程度上反而成为制约本土建筑发展的障碍。目前国内的建筑设计行业已基本市场化，在一片形势大好中，为了生存发展，建筑师进入了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项目一个接着一个，根本没有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