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浪潮中亚洲城市的重塑与转型

　　伴随着人口流动性和集聚性的增强，亚洲各国正在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城市化进程，这将重塑亚洲国家的经济社会结构及其相互关系。“转型”一词被越来越多地提及，城市土地学会（Urban Land Institute）首席执行官斐柏德（Patrick L.Phillips）在日前召开的亚太区峰会上表示，随着来自社会、经济、环境等多方面的挑战，现实需要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方式，这种方式强调城市与人的关系。基于这种方式建设的城市在全球化经济中才更加具有竞争优势。

城市土地学会首席执行官斐柏德（Patrick L.Phillips）在第二届城市土地学会亚太区峰会上表示，现实需要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方式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城市土地学会亚太区分会创始主席梁振英于峰会上发言

　　全球非盈利性机构城市土地学会对111位活跃在中国大陆及香港房地产行业的领军人物进行采访，编撰成《2013年中国大陆主要城市房地产投资前景分析》报告。报告称，中国房地产市场情绪已经出现了显著改善，投资前景排名前4位的城市依次为上海、苏州、北京和武汉。这一改善源自于市场对中国经济的普遍看好。

　　房地产业与城市化始终是一对博弈的力量，其互动关系决定了房地产业与城市化发展阶段的同步性。对于一个地区的城市化发展而言，房子盖起来、基础设施建起来，距离一个城市的形成还很远。最近几年出现了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现象，随便一个新的城市发展规划，就可以将自己的人口规划到百万甚至几百万以上；而实际上，如果认真计算一下，哪怕是将该地区所有的农民都转移到这个城市中，也无法达到这个数字。房地产开发商主导下的城市化是一种伪城市化，这种不可持续的“繁荣”对房地产行业和中国真正的城市化发展而言，都是一种伤害，越来越多失败的城市化案例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模式必须重视顶层设计

　　新加坡以建立世界级“花园城市”和金融导向型大都会为目标，在土地资源运用上坚持可持续发展的理念。1965年国家独立后，仅仅用了40多年时间，就建成为世界公认的宜居城市。

　　在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创立主席、有新加坡“规划之父”之称的刘太格的记忆中，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是新加坡城市发展初期，当时建设一幢7层高的酒店都会成为全国新闻。而现在太多的城市面临着规模过大引发的拥堵、污染问题，“建设城市就像组装一部机器，如何把土地、各种业态、文化，包括城市的硬件与软件组合在一起，离不开政府的宏观设计。”

　　新加坡自1960年后，经济适用房的提供竟没有出现过短缺现象，这被看成一个成功的典范。所有的棚户区均被清理，84%的居民拥有土地使用保障，85万户公屋单位在23个新区建成，最严重的住房短缺问题得到解决。新加坡公共房屋计划的核心焦点是提供经济适用房给所有的无房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这样不但降低了房屋成本，也缓解了为低收入者提供公有住房的压力。

　　最初，政府主要负责组织实施公有住房的开发和销售，于1960年成立的国家住房管理局被授予了包括地权、财权在内的广泛法律权限以落实经济适用房计划。新加坡集中所有公有住房在一个权力部门，避免了政出多门的混乱问题的发生。通过公共房屋计划，过度拥挤的棚户区住房逐步被清除，取而代之的是新城镇的带有完善服务的高层住宅。

　　在过去的40年里，新加坡实现了从小而无系统的问题驱动型交通运输规划，到前景带动型规划的转变。全市实施了多管齐下的政策，比如：整合土地使用和交通规划，包括区域中心和混合用途的开发，使旅游需求最大化；通过智能交通系统来扩大道路网络，以提高交通运输的网络化能力；通过限制措施，对车辆所有权、使用权及道路使用的需求进行管理，缓解交通拥挤问题；提供优质的公共交通，包括捷运、轻轨、无缝公交等，以达到替换私家车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