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笼里的自然 城市病的文明疗法

　　对大多数中国读者而言，“景观设计师”是一个不太熟悉的职业，奥姆斯特德(1822-1903)更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这位“美国景观设计之父”把公园作为“文明”的场所纳入美国城市，其代表作品如纽约中央公园、布鲁克林展望公园、波士顿和布法罗公园系统、斯坦福大学校园、芝加哥“滨河村”社区等均已成为美国景观设计的宝贵遗产而影响深远。《美国城市的文明化》——这本由信函和报告组成的奥氏文集，充分体现了他极具前瞻性的规划思想、浓郁的人文情怀和遵循自然的设计理念。

美国城市的文明化

　　“樊笼里的自然”:城市病的文明疗法

　　长久以来，人们对城市又爱又恨。特别是进入资本主义阶段以后，城市在提供就业机会、社会分工服务、文化社交生活、科技教育水平等方面均拥有乡村所无可比拟的巨大优势。身处19世纪美国城市化上升阶段的奥姆斯特德持有一种城市进步观，对其迅速发展坚信无疑。然而，被称为“城市病”的种种弊端也逐渐暴露出来:拥挤噪杂、污染加剧、疾病蔓延、贫民窟的出现等。有人希望阻挡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有人想逃离城市。

　　奥姆斯特德看到城市高度人工化环境和特有生活方式对人们身心健康的威胁，以及由此导致的冷漠、算计、猜疑和敌对等负面情绪在人群中扩散。他认为如果任由弊端发展，人类在健康、美德和幸福方面的文明进步将会受到严重危害。城市规划必须为减轻、对抗和逆转这些负面影响提供机会。他从人的本能需求———休憩活动入手，为城市开出了“解毒”药方:提供令人愉悦且方便到达的公共休憩空间，让久在城市“樊笼”里的人“复得返自然”。

　　奥姆斯特德认为以公园为代表的城市休憩空间对不同社会群体起到了积极作用，它承载了经济、社会和道德等多重功能，构成城市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绿色城市

　　城市公园是包容而普惠的，不同社会群体均从中受益。工人阶级家庭只能在墓碑的遮荫处享用野餐、室内拥挤的普通市民被迫聚坐在门前的台阶上休憩、他们的孩子们则在不安全的街道上玩耍，这些令城市文明蒙羞的场景无不深深触动着奥姆斯特德。他指出，公园不应该是只供少数富人和“绅士们”享受的奢侈品;相反，它能够为辛苦工作但收入微薄的广大劳动者带去无尽的快乐。实际上，无论是体力或智力劳动者、工薪阶层或商界人士都需要身心放松恢复的场所;公园对于病人、妇女和儿童等群体的意义更是不言而喻。高品质的公园还有助于留住富裕阶层并吸引广大游客和潜在定居者。

　　公园还具有社交、审美、道德、经济等多重功能。奥氏特别强调公园的艺术性及其熏陶、教化作用。在他看来，最好的艺术是能够在公共场所使用并且为所有人欣赏的艺术。公园是由艺术塑造的自然美景，是艺术和自然的统一，是城市文明化的高级产品。作为艺术产品，公园同诗歌、音乐一样“直通人们思想深处”并慰藉人的心灵。作为“文明教育的媒介”，它甚至可以媲美博物馆和美术馆。奥氏还以当时纽约中央公园游客增加与酒吧酗酒者下降来力证公园的文明教化作用。

　　奥氏思想中公平性、前瞻性和系统性的特点突出且紧密关联。他认为提供公共休憩场所不是为了满足部分居民当下的需求，而是符合全体居民和几代人的长远利益。为此，就不能迁就于房地产所有者的个别利益。他反复强调要充分预测到城市人口快速增长将带来的休憩空间需求，城市当局应未雨绸缪对公共休憩用地进行储备和规划建设。否则，未来被迫改造弥补将付出更大的代价。公共休憩场所一旦形成就具有永久性，成为城市规划中最不能随便改动的要素，其价值将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提升。他反对支离破碎、各自为政的公园开发模式，强调公园系统的系统性———公园、林荫道、花园、绿地、水系等相互连接成有机整体(他设计的波士顿公园系统以“翡翠项链”的雅号闻名于世)。他很看重供全体市民享用、具有综合功能的大型公园，但也强调普通用途的小公共地块要尽可能地均衡分配，为各个居民区提供便利平等的公共休憩服务。

　　奥姆斯特德的文字既有社会和经济分析，又有美学和艺术讨论;既有工程技术者的专业知识，更有设计师的想象力。最重要的是，他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劳动大众和社会弱者的人文关怀，并始终恪守着全体市民普遍利益和城市长远发展至上的原则，因此才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向立法者、市政当局、土地所有者和地产开发公司反复呼吁、游说，并大声疾呼:“在很大程度上，我们今天决定的所作所为要对未来一千年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