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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唯GDP是从”的城镇化将是场灾难

2013-6-13 16:17| 发布者: ccbuild| 查看: 136| 评论: 0

简介:   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唯GDP是从的城镇化将是场灾难   国务院日前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城镇化被列为其中一项重点工作。    ...

  ——专访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

  “唯GDP是从”的城镇化将是场灾难

  国务院日前批转国家发改委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城镇化被列为其中一项重点工作。

  城镇化被解读为拉动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但是,在“GDP主义”的主导下,城镇化常常被误读为城市投资、城市建设。

  如何避免城镇化变成新一轮“摊大饼”式的城市扩张?

  对此,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城镇化,不能只谈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而不谈城市体制改革问题。城镇化为经济增长带来的巨大红利,只能通过城市体制改革来实现。

  “有些城市只有现代化,没有传统;只有文明,没有文化。这就是城市简单扩张的结果。过去粗放的,以土地为核心的城市扩张必须终结,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到了要精细化改革的时候。”郑永年说。

  城镇化应关注“人”而不是“地”

  紧紧围绕GDP去做城镇化,会使城镇化变成一场“灾难”。

  《中国经济周刊》:中国的城镇化被认为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为什么城镇化会被赋予如此重大的意义?

  郑永年:中国要改变过去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要建设内需社会,城镇化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内需社会主要是一种“urban phenomenon(城市现象)”,没有城市化,消费社会很难建立。传统农业社会很难成为一个消费社会。消费水平提高是城市化的一个结果。

  但是,城市化的目标是什么,如何去实现?如何去收获城市化的好处,避免负面效应?大家不清楚。到了地方政府那里,城市化就是“GDP主义”的翻版。他们认为城市化,就是城市的扩张,从GDP的角度去理解城市化。跟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城市化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但是,消费是人的消费,不以人为本的城市化,哪能建立起消费社会。

  《中国经济周刊》:“唯GDP是从”的城镇化,会造成哪些问题?

  郑永年: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土地城市化只是为人的城市化服务的工具。消费社会是城市化的一个产物。而GDP根本不用去谈,城市化肯定会带来GDP。如果非要通过城市化达到GDP增长多少点,这会使城市化变成“disaster(灾难)”。

  现在,地方政府关注土地,银行关注土地,开发商关注土地,有人去关心“人”吗?这就是中国城市化的弊端。

  我到过中国很多城市,城市化造成多少浪费有目共睹。前面一个市长规划的项目,还没做完,下一任市长又要重新改、重新建设,公路、楼房、桥梁,拆了又建,一直在产生GDP,但这是巨大浪费之下的GDP。城市化如果没有很好的统筹规划,会变成“disaster(灾难)”。

  中国前30年的城市化,就已经有足够的经验和教训了。改革开放30年,城市化速度也不慢,但产生了不少负面效应。城乡二元的分割,至今还存在。庞大的农民工队伍身份没有转化,又使得中国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三元社会”:城市居民、农民、农民工。城市化产生了那么多的“城市贫民”。中国的农民工,包括他们的家属在内应该有3亿~4亿人。他们已经在城市生活,光是关注这几亿人口的城市化,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命题了。

  中国城镇化应有四种模式

  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中国经济周刊》: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是支持城市扩容,另一种是支持多建小城镇,打造“小市大镇”?您更赞同哪一种观点?

  郑永年:我认为这两者都是假命题。中国这么大,有13亿人口,一个笼统的政策怎么推行得下去?政策越不细致,到地方政府那里,就越会变成“土地城镇化”,会变成对农民的新一拨掠夺。

  我认为中国不同区域、不同类型的城市,应当有不同的发展模式。

  大城市要升级。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要通过产业升级、服务升级、城市体制改革,来达到城市升级。亚洲很多城市,比如新加坡、韩国首尔,都在这样做。

  二三线城市,应该提“城市化”。

  小城市,提“城镇化”,介于农村和城市之间的过渡。

  至于农村,我们在强调城市化的同时,也要明确提出“保护农村”的目标,而不是一味地消灭农村。要通过小城镇建设带动,改善农村的生活水平,提高农村的现代化。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70%城市化率是个顶峰。城市化率达到70%,农村的附加值就不一样了,城市人会特别向往农村。现在,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52%左右,“保护农村”这个概念一定要提出来了,城市化和保护农村之间要达成平衡。

  《中国经济周刊》:在城镇化大多被理解为“投资”、“城市建设”的时候,谁有动力去保护农村?

  郑永年:城市化,要跟社会建设,无论是城市社会,还是农村社会,结合起来,才会获得平衡发展。地方政府没有动力去“保护农村”,就要中央去考虑。要通盘考虑,不能只关注眼前利益,要关注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建设,一揽子的东西都要考虑进去。政府不仅要承担发展经济的责任,社会建设的责任也要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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