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师再一次缺席的悲哀

　　原本是一个诱人的故事：改革开放30年来，大规模城市建设中，最具分量的国家级地标建筑的收官之作，号称世界最大的美术馆（建筑面积达13万平方米）——中国美术馆新馆设计方案即将揭晓。面对这样一个重要事件，国人却表现出出奇的冷静。

　　也许，经过“鸟巢”、“鸟蛋”和“大裤衩”的一系列建筑事件的强烈冲击和广泛争议后，人们都已见多识广，见怪不怪了。一次次的争议后，只能接受这样一个事实——最终矗立在这块土地上的，依然还是这个众说纷纭的建筑。再说，这次进入最后一轮竞标的弗兰克·盖里、扎哈·哈迪德、让·努维尔等四位建筑设计师，都是来自西方的一流设计师，其中的三位都获得过有“建筑界的诺贝尔”之称的普利兹克建筑奖。他们的创新能力和职业水准，应该不容置疑。不出意外的话，中国美术馆新馆建筑方案将花落法国设计师让·努维尔。因此，在最终公布结果之前，我们看不到他的作品，也就无法对其作品进行具体解读。如结果真是这样，让·努维尔也将是21世纪世界上最重要的两个艺术地标建筑——中国美术馆新馆和卢浮宫阿联酋分馆的设计者。这个高度的重合，是例外还是惯例？

　　作为国家级的大型艺术地标建筑，中国美术馆新馆其现实和未来的影响力和扩展性，是不言而喻的。被社会誉为富有的“艺术银行”的美术馆，未来的国际知名度和观光收益更值得期待。也就是说，设计这个项目，对设计师而言，不但有可观的现实收益，还是一个具有很高成长性和很大扩张性的潜力股。可悲的是，当世界一流建筑师们都纷纷强势进入之时，在这个高智商的竞技场上，中国设计师又缺席了。就像过去30年的时光中，中国绝大部分地标性大型公共建筑一样，一次又一次成为西方设计师表演的舞台和抢钱的战场。

　　中国建筑设计师怎么了？是技不如人，还是信心不足？我们很难去揣测设计师们真实的心理，当然，如果一味怪罪中国设计师无能或无志向，也有失偏颇。中国美术馆的国家级地标地位，其超出建筑本身价值之外的更多附加值的堆积，使建筑设计显得不再单纯。建筑设计作为一种艺术含量很高的工业设计，本身就始终处在两种价值不断冲突之中。尽管维特根斯坦主义认为艺术不能定义，也不需要定义，但作为建筑艺术，在生产过程中，却不可避免会不断被定义，尤其是地标性的公共建筑，就是在定义和修正之间不断摇摆，完成生产过程的。

　　因此，中国美术馆新馆，首先面临的是政治定义。其政治定义的发起者和终结者是投资人（一般是国家资金或社会资本），他们通过出资的基本目的和动机来体现他们的意志，而项目的决策者和执行人又是政治定义的具体阐释者，他们的个人素质和基本判断，就决定了项目的总体走向和价值取舍。这种镶嵌在公共建筑设计建设全过程中的政治定义，是超越任何制度和历史时期的，只是今天我们在政治定义的解释和运用上，需要有建立在法律框架上的完善的制度和运作机制，来确保这种解释和运用的正当性。上世纪70年代，时任法国总统的蓬皮杜提出建造法国国家艺术中心的动议时，遭到的非议和抵抗是空前的，尤其是它夸张的不守规矩的裸露设计和颠覆性观念，受到来自设计界的猛烈批评。但蓬皮杜先生坚定的政治意志使他努力践行，当后来者理解了他的意图后，把这个建筑最终定名为蓬皮杜艺术中心（建造之中，蓬皮杜突然去世），以表达对他这份坚持的敬意。今天的蓬皮杜艺术中心，已然成为与卢浮宫为代表的古典文化相对视的现代文化的代名词。当年勇于挑战经典和传统的蓬皮杜艺术中心，也恰恰吻合了法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思想文化上的新浪潮运动，不但成就了一批新思想家，也构成了法国乃至世界上一个思想的高峰时代。再如美国老布什的总统图书馆、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格林尼治千禧穹顶和温布尔球场，不能不说是一次政治家意志的适度张扬和政治定义。

　　可见，建筑不但体现政治意图，建筑也是意义传达的永恒方式，因此，政治家和统治者都十分钟情于建筑。用时下执政者们的话，要做市民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事，建筑就是最好的表现形式。再进一步看，建筑作为行使政治权力的一种方式，往往会由炫耀并进而沉淀为一种建筑情结和迷思。所以说，当建筑对统治者或资本构成这种诱惑时，建筑不但是一种心理缺损的补偿方式，而且也会产生一种追随美学的狂热和意识形态的倾向。

　　当政治定义落实到具体建筑项目的阐释和执行上，就会以意识主导方式影响决策者和执行人的选择和判断。在这个意识支配下，专家委员会往往成为意识的专业解读者。因为，从这个意识出发，决策者和执行人会根据需要提出专家委员会成员的构成方式，有的甚至自身参与或指派相关人员进入专家委员会。因此，毫不奇怪，不同的专家委员会会得出完全不同的专业结论。再说，现在的许多专家，他们既为官又为艺术家的双重身份——尤其首先为官的特殊性，顶着国家的俸禄，何必强出头呢？他们很难坚持独立学术立场，只能作为一个操作者和执行者，不断揣摩领导的意图并随机作出自己的反应。况且，建筑艺术的见仁见智，给他们的选择提供了合适的理由。当年，梁思成与毛泽东关于天安门城墙的保护与否的争议和博弈，就是一个学者与统治者的对话，梁思成最终败下阵来，是意料中的事。学者只是单纯的线性思维，就建筑论建筑，遵从的是学术规范和学者个人的学术良心。这与统治者的非线性思维完全是错位的。而统治者却有着建筑之外的需求考虑，其宏大气场怎能被一个残败的围墙圈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