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筑尺度问题

　　尺度是主观的，是指我们观察和判断一个物体与其它物体的相对大小。通常，我们借助所熟知的建筑要素的尺寸和特点来帮助我们衡量周围其它要属的大小，这属于视觉尺度。像窗户、门、楼梯和某些模度化的材料，如砖或混凝土块，能够帮助我们度量空间的尺度。另外，我们也常常借助人体尺度。在某些建筑物和空间处理中，存在着两种或多种尺度关系。

　　在建筑中，人体尺度是建立在人体尺寸和比例的基础上的。因为人体的尺寸差异。由此不能当做一种绝对的度量标准。在人体尺度的范围，我们依靠触觉线索来得到空间的尺度感，一旦超过人体尺度，就得依靠视觉。为了得到这些线索，我们可以利用那些具有人文意义的要属，这些要属的度量与我们的姿态、步伐、臂展或拥抱等人体量度有关。这些要属不仅可以帮助我们判断空间的大小，还可以使空间具有人的尺度。

　　在房间的三个度量方向中，与长度和宽度相比，高度对房间尺度的影响更大一些。房间的墙壁起着围合作用，而顶棚的高度则决定了房间的保护性与亲切性。除了空间的垂直度量外，其它影响尺度的要属有：房间表面的形状、色彩和图案；门窗开洞的形状和位置；房间中物品的尺度和性质。

　　建筑理论史中建筑尺度的探讨：

　　维特鲁威在《建筑十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尺度问题，专门探讨了建筑的三个基本原则：坚固、实用、美观。而美观中最重要的是比例。他直接将人体的比例关系运用到建筑比例之中，作为建筑形式美的依据。书中第一次展示了人体测量学的思想，作者努力从人体、几何学与数字之间寻找某种联系（见图维特鲁威人）。笔者认维特鲁威关于“整齐”的定义，涉及到视觉尺度问题，维特鲁威认识到尺度一致所带来的确定性和愉悦感。

　　在中世纪的建筑学理论并没有发展，“尺度”和“比例”往往在一起探讨。6世纪律师兼历史学家普罗考比乌斯在著作《广厦林立》中，认为人们对“比例”的兴趣比单纯的“尺度”问题更浓，因为“比例”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更能体现建筑的特征与差别。

　　透视学是文艺复兴的一大发明，它为建筑师提供了一个工具，即从人的视角来判断空间尺度。另一方面，柱式理论充分发展，建筑演变成为柱高和柱径为基础的模数化的描述，而柱式与人体比例有关。按照佛罗伦萨建筑师及理论家菲拉雷特（Filarete）的说法，“原始棚屋”是依据人的身体尺寸和比例确定的。菲特雷拉认为，人体的比例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参考尺度。他以五种不同的人体比例为基础，探讨了与各种柱式的联系。文艺复兴后很长一段时间，人们的兴趣集中在柱式与比例方面，对尺度的讨论很少。

　　19世纪的法国法国理性主义原则兴起，人们对结构和材料更加的关注，比例问题被边缘化为建筑过程的较次要方面。

　　迪朗（Louis Durand）对维特鲁威的传统思想（即模仿理论和洛克耶的原始棚屋）公开决裂，产生了全然不同的建筑概念——“适宜”和“经济”。在形态上他还保留了古典柱式，但却已抛弃了它们和人体比例之间的联系，使他们从固定的比例中脱离出来。迪朗优先考虑的概念是“布置”，通过对“布置”的要求可以产生无数种建筑空间的组合，从而将空间与比例概念从主要的考虑中分离出去。

　　另外，当时法国的建筑师与理论家（如迪朗和龙德莱Rondele等）都提倡用米作为测量的单位。这种新的抽象的米制系统的引入和古典的比例理论的式微，几乎同时发生。而建筑中比例的思想是从人体测量学的原理中演化而来的，也用来表达起源于人体测量学的各种度量。主要的一点是，迪朗否认建筑于人体之间的任何联系，而龙德莱只关注于几何的重要性却不提及任何有关比例的问题。自古典时代的以来，比例以人体为基础建立了人体尺度的概念，而随着比例的消失，尺度感也从建筑中消失了。

　　同时期，法国另一位建筑理论家舒瓦西（Auguste Choisy）对比例和尺度持不同的态度。他并没有把比例看成是一种“被人称之为韵味的某种模糊的和谐感”，而是追求某种“确定的有系统的设计过程”。他在模数体系中找到了答案。认为埃及人是以砖的尺寸为模数、希腊人则将柱径定为模数，到了哥特时期模数则变成了人。舒瓦西对于模度和尺度之间的联系是这样描述的：“不管建筑的规模如何，在一个建筑作品当中总是有某些尺寸实际上是不变的。例如，从一个实践的角度来说，一扇门的高度并不会因为穿过它的人的身高不同而不同……”。

　　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理论界讨论的主要是功能、结构、形式等内容。在形式方面倾向于抽象的几何形体与反对装饰的态度。人们认为建筑尺度与人的意识没有关联，例如密斯始终坚持着建筑形式客观性的信念。

　　现代建筑大师柯布西耶除了继承理性主义的思想外，同时还认为建筑的奥秘在于几何学与比例。他认为人通过几何学和测量学而创造了秩序，并将人类双手所创造的作品带进了与宇宙秩序的和谐之中。在他的著作《模度》中，柯布西耶企图回到将人体比例与几何学及数学中的比例结合起来的方法。

　　20世纪下半叶，在对现代主义的批评中建筑师查尔斯·摩尔（Charles Moore）通过其著作《身体、记忆和建筑》陈述了他的立场。他发展了一套连续性的人类学意义上的建筑理念，强调建筑是通过人体在空间中所体验到的方式来衡量的。他认为18世纪建筑的“科学”概念，已经偏离了它的基础，因此他把自己的方法建立在移情说与格式塔心理学的原则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