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近日抄袭事件的看法

　　在没有比对双方的建筑设计图纸、建筑实体尚未建成之前，仅凭效果图和宣传物料就断定对方抄袭是武断的。哪怕一张图纸都没看过，基本的建筑常识也会告诉我们：这两个建筑设计在平、立、剖上不会一样，体量也不同，基地情况也不一样，更别说位于不同的城市。因为每一个建筑都是具体的。

　　对我个人而言，关心的不仅仅是“抄袭”与否。

　　这件事有一个被大家所忽略的状况：效果图和模型和宣传片之类的统称为“宣传物料”是整个事件的发端。

　　为什么仅由“宣传物料”就可以引发争端？

　　这些“宣传物料”对于开发商和真实世界到底意味着什么？

　　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化的世界之中了吗？

　　这是德波所说的“景观社会”的现实事例，这一事件说明对实体的“拟象”已经成为了当代社会对现实的认知替代，由这些宣传物料所构成的符号式的景观，则成为了消费社会对未来真实的代言。

　　那么，这些符号是否在实践着自身的权力？

　　这个案例的社会意义还不止于此，其中可探讨的部分都产生于二者相应条件的比对。

　　比如所属城市、项目等级、生产方式、所对应的权力资本……等等。

　　然而，因为事件主要针对是否是抄袭，故而建筑师成为了特别被关注的对象。

　　库哈斯在《大跃进》里这么描述中国建筑师：（他们）在最短的时间以最少的设计费在做最大的工程。中国建筑师的人数是美国建筑师的1/10，每个人在1/5的时间内做5倍的项目，获得1/10的设计费。这意味着是美国建筑师效率的2500倍。

　　重庆项目是由中国本土建筑师何昕设计的，北京项目的设计师则是扎哈·哈迪德（Zaha Hadid），她是2004年普利策奖的获得者。

　　中国有100万左右的建筑设计师，而且这个数量随着每年建筑院校毕业生的增加而增长。虽然王澍今年荣膺普利策奖，但中国的“明星建筑师”依旧凤毛麟角。现状是：中国的建筑师大多被禁锢在城市化的生产链之中，在甲方的催图声与加班之中被媒介与社会公众所忽略，他们是一个长期对公众沉默并大多以技术化方式生存的群体。

　　本土建筑师与国际明星建筑师的身份差异、他们所面对的社会生产条件与生存方式的差异、他们如何开始一个设计项目、如何与甲方发生什么样的关系……这些是可以探的第二类问题。而这些，对于建筑界、对于实际工作中的本土建筑师和院校的建筑系学生们，都有着现实的和社会的意义。

　　此外就是关于抄袭与原创的问题。

　　在北京项目中，提到了“参数化设计”与“BIM”数字生成系统。而这一技术手段，在国内各大设计院，已经广泛使用。“抄”与“超”的问题在建筑设计界一直存在。“抄”与“超”的界线在哪？如果一个简单的抄袭项目，它能够适应其基地与环境吗？它给将给周边环境带来活力还是相反？

　　面对依旧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面对“千城一面”的现状，面对城市多样性的逐渐消失，面对“重点项目——政府资金——国家大院”三位一体的生产结构，面对在生产链中的服务与从属地位，建筑师们为城市贡献了什么？有哪些适合的空间策略与战术？

　　这个事件可以引发的讨论还有很多。

　　如果在法律层面上诉讼，那么我们可以静候水落石出的那天。

　　事件双方因为拥有社会资本的不同，而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我们可以将其视作一场博弈。

　　如果是零和博弈，这一事件就成了你死我活的争斗，将告诉我们景观社会背后空间资本生产的残酷现实；如果是非零和博弈，这一事件将以符合各方利益需要的方式，演化成双方甚至是多方的讨论，进而贡献更多的社会和公共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