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招投标的困顿与质疑（下）
|
伪草根情节下的公平权泯灭 招投标制度最早产生于1782年的英国，主要是针对政府的采购行为。后来进入到设计行业，目的是要打破大师和大事务所的垄断，塑造公平的竞争环境，为刚出道的年轻建筑师提供机会。颇有些像现今社会中最时髦的海选行为，充满了草根情节，让所有的初出茅庐的年轻建筑师都可以拥有一夜成名的幻想。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质疑中国现有招投标制度的积极性，很容易让人觉得不怀好意，扣上贵族化或精英制度代言人的帽子。 我们姑且放下建筑设计行业到底是需要精英制度还是草根意识的话题不谈，只分析现有招投标制度是否可以使草根长成大树。 在我看来，中国式招投标制度具有很强的伪草根性。表面上看每个建筑师都可以通过不断在一个个项目上的竞标成功达到事业上的成就甚至成为大师。然而前面的分析让我们发现在投标的具体操作中建筑师毫无话语权可言，揣摩业主的意图和评委的好恶成为必修课程。最终中选实施的方案往往是权力之下业主和评委个人判断标准的表达，即权贵意识的表达，哪里来的什么草根性。如果说建筑师通过投标实现的是自我价值，大部分情况下其实也只是物质上的，这种成就与思想价值和精神影响力无关。 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没有投标，到处都是委托任务的时代，中国的建筑师还不会说话。现在会说话了，因为做项目全靠投标，却发现没有了话语权。历史给苦涩的中国建筑师“幽了一默”。 值得关注的还有评审委员给方案下的评语。看似理性的，并有意回避感性化的言语，其实完全是经验意识下中庸的套话，与建筑的个性体验无关甚至成为了它们的杀手。详细阅读一下境内外评委给方案下的不同方式的评语，并非是语境的不同，全然是评判价值的不同。当建筑价值观脱离了个性化的人的体验变成经验式的总结，建筑学就会变得很危险。要么成为以经验和“喜闻乐见”为标准的现象建筑学，要么成为教条的“形而下”式的清规戒律。 对于中国式招投标的 投降与逃脱 面对当下的中国式招投标，建筑师的思想弱势地位日益显着。设计任务的有限和生存的必须使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投降，即放弃自身的独立思考，放下批判的立场，转而选择了迎合评委、迎合甲方的意图。而这种迎合还不仅是蓄意和权利方的趋同，有时更是患得患失心态滋养下的揣摩和献媚。 在大部分人用投降来换取生存的同时，也有极小一部分人选择了另外一种状态——逃脱。当然这种逃脱并不是所有建筑师都具有条件，张永和、王澍、刘家琨、张雷等一批号称“实验建筑师”的建筑师通过各种方式对现有的中国式投标制度形成了一次集体性的胜利大逃亡。逃亡表现在他们的建筑实践并非通过常规意义上的中国式招投标而赢得设计权（即便是投标也只是法律意义上的投标）。他们的胜利表现在这些建筑已使他们在中国的建筑师群体中脱颖而出，形成了影响力，并被世界范围的建筑界关注。我并不认同给予他们的“实验建筑师”的称谓，如果是实验也应该看作是对现有招投标制度的一种“实验”，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在逃脱后以一种更自我的姿态来批判被中国式招投标锁住的所谓主流的设计。所谓创新哪里是源自什么继承，创新的原动力一定是来自于批判，来自对历史和现有行为惯性的批判。换而言之，创新只是批判的一种结果而非目的。从另一角度讲，正是大量的由中国式招投标产生的被抹杀了批判力的建筑的存在，才使得“实验建筑师” 们有了一战成名的必然性。这些逃离中国式招投标的建筑，轻松地回归了建筑的本性，却被业界匪夷所思地叫做前卫建筑。需要质疑的是这些建筑太“前”了，还是让招投标锁住的所谓主流的设计太“后”了呢？ 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自从出了“实验建筑师”这么一批少数人，却吸走了大量的眼球，成为境内外媒体的骄子。但是他们的建筑作品在市场中始终被边缘化，在重要地段、国家重要投资项目、有公众影响力的项目中几乎找不到他们的身影。原因是这些项目需要进行中国式的招投标。反过来，那些被世界建筑界关注具有若干文化价值影响力的，并几乎全部拿走了非官方的重要奖项的项目，都是非中国式招投标的产物。我想这正是质疑中国式招投标积极性的最有力证据。 非结语的结语 在这个生活方式剧烈变革的时代，任何人都可以对既定的法则提出质疑，甚至可以怀疑建筑需不需要什么永恒。但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上，建筑学自始至终地拓展着自身的物质家园和精神疆界。它的全部内涵远比经济地盖起一座好用的结实房子和单纯地拒绝常规、创造新的视觉要丰富得多。这不仅因为建筑学本身和建筑学所服务的生活是开放的、积极的，还源于在这多元文化和多重审美共存的世界中。建筑学作为一种文化行为，责无旁贷地要求中国自己的建筑师，让文明的光焰在每一代人的薪火相传中增长，塑造属于我们自身的文化价值观。 “创造力是立国之本”已绝非简单的政治口号。而现在，中国式招投标正在扼杀着中国建筑界的创造力，这就是本篇不是结语的结语。 （本文选自曹晓昕近期出版的《纯与杂》） 中国式招投标的困顿与质疑（中） |
会员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