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招投标的困顿与质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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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投标对设计资源过度的消耗 主要通过方案竞赛而完成的设计招投标在近几年国内设计市场中表现出了一种矫枉过正的状态。不仅建筑师们把个人职业生涯荣辱成败的“千钧”放在了方案投标的“一发”上，作为建设项目主体的建设方也集体性地患上了投标依赖症。不惜时间和金钱进行多轮多家的方案比选，似乎只有这样才能寻找到最佳方案。崔恺近期谈到：“……太多太滥的设计竞赛，耗费了太多的设计资源，也不一定产生好的作品。因为好的建筑不一定要有新奇的概念和夸张的外观，更重要的是建筑的品质，而这依赖于建筑师的职业素养和专业经验……” 这段话我还可以误读为：过度的设计竞赛，使年轻建筑师忽略了设计、建造全过程的素质训练和经验积累，建筑师蜕变成概念设计师和造型师。而围绕方案竞赛所产生的大量图文、模型制作的工作几乎消耗掉了1/3甚至1/2以上方案设计周期。如此这般的工夫稀释掉了原本应细致展开的设计工作，其结果只有一个，以建筑设计质量下降换取效果图质量提升。 过度消耗的根本是方案招投标方式的矫枉过正。其最佳体现莫过于表现图、模型公司和图文公司的火爆。仅北京一地，此类的大小公司就达上百家之多。在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和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这样的大院周边，密集程度之高，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大珊瑚礁和遍布其周边寄生的海洋生物群落。很多设计院一两年都拿不出一本建起来的作品集，表现图和模型公司却年年出集子。效果图和模型从原本设计的辅助手段逐渐登堂入室，成为设计的成果。设计院的宣传手册上越来越多的实景照片被效果图取代，个中滋味很值得玩味。另外，方案竞赛演变成效果图和模型大赛后，原本从建设方流向设计院的设计费用源源不断地流向了效果图和模型公司。资本的分配也反映着设计资源的分配状态，得不到更多资本分配的建筑师怎么能把设计做好？业主是在买建筑设计还是在买建筑画片和模型？大多数业主当然地认为概念设计就是建筑设计中创造力的全部，好的概念设计只需经过程式化的细化设计（施工图设计）就可以演变成理想中的建筑。于是在时间和资金都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旧要通过多轮的方案征集寻找实施方案。 《工程建设项目招标范围和规模标准规定》中，单项合同估算价在5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总投资额在3000万元人民币以上的项目均要进行设计招投标。某种意义上正是它把建筑师和业主推向了招投标的偏执状态。 专家评委模糊身份的质疑 《评标委员会和评标方法暂行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九条规定：“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或其委托的招标代理机构熟悉相关业务的代表，以及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的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成员总数的2/3。”当然《规定》中还有许多条款，使我们对招投标的公信度深信不疑，然而在房地产项目上资本和金钱的过多操纵下，评委的立场很难达到真正的独立。即便在评审会上有了独立性的意见，也很难改变最终的结果。道理简单，开发商不仅为项目买单，也为评委的出场费买单。政府和公共事业投资的项目表面上是由独立的招投标单位进行运作，为评委买单，而实际他们也要靠着行政主管领导的权力买单，行政主管领导的意志依旧渗透在招投标的全过程中。这样为甲方的金钱和权力召集的评审委员会，其立场的独立性自然要受到质疑，当然也有少数看不起这“千把块”的评委，拿评审权寻租的事也时有发生。对于一小部分人，一边要“拿人钱财与人消灾”，一边要将表面的学术逻辑圆场，颇像传说中的江湖，黑道上拉场子赚钱，白道上兜圈子做平衡。 中国的建设规模巨大，也造就了一批职业化评委，繁多的评审已基本上要成为他们的日常工作。中青年建筑师的崛起，加速了他们脱离设计一线队伍的时间，很多人已处于解甲归田的状态。而西方建筑界的大部分评委却是一线作战的建筑师。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时代，用转型来定义中国建筑设计行业的现状已不恰当，环境压力、土地资源、商业价值、业态管理已成为建筑学新的构成要素。视觉艺术领域的新思潮正通过不同渠道折射进建筑学领域，并借助时尚传媒形成新的社会价值。新的观念和价值几乎是建立在传统价值观的批判上，颠覆着传统的审美标准，建筑学固有的综合性和复杂性使其内核和外延远远超过了“实用、美观、经济、坚固”的范畴。很难想象用旧有的思想标杆来度量新一代建筑师现有的思想价值观，是否会产生令人满意的评审结果。 一部分评委观念的滞后是评标结果水平低下的症结所在。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大城市以外的地区性评标中尤显突出。同样的观念落差也反映在库哈斯、伊东丰雄、赫尔佐戈、安藤忠雄等当红国际建筑明星在上海、北京等重要地段的投标上，他们常常抱怨他们的落标是由于缺少高水平的国际评委。我们绝对有理由怀疑这些话是他们为自己的失标所作的开脱，但也有更多的理由怀疑现有的评委会组成办法和评判过程的透明性是否已成为招投体系中的瓶颈。（未完待续） （本文选自曹晓昕近期出版的《纯与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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