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从20世纪至今的这100多年，中国有两次启蒙，两次伟大的启蒙运动有深层的相同之处，就是中国的社会各个方面，不应该同世界发展的大趋势相违背。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很重要的分支，我们要直接地参与、拥抱世界文明的主流，这是中华文明应该走的道路。

　　20世纪初期，五四运动的启蒙，取得了基本的认识，那就是科学与民主，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而是全人类都应该拥抱的、伟大的宝贵的财富。

　　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第二次伟大启蒙，最重要的认识便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面向全球化，而改革开放就是第二次启蒙的精髓，是这个认识的简要和有力的表达。

　　深圳的优势不在硬产业，而是软产业。硬产业是制造业，软产业跟金融、法律、科技、教育、文化、商业等这些相关。这些东西，虽然建马路、建机场、建房子，降低房产租赁价格也能帮点忙，但是这不是核心的。核心的是在制度上，在体制上，在观念上。软的产业是观念，你给它多少自由，就会有多少优势。

　　深圳，这座用三十多年便成功地刷新世界城市发展历史的年轻城市，颇具传奇色彩。而常来此地的著名学者丁学良教授本人也堪称传奇，这位如今声名远扬的学者读了两年半小学、三年中学、从未念过大学本科，却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复旦大学的硕士研究生，而其硕士论文《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观之概览》在首届“中青年社会科学奖”的评选中荣获一等奖。1984年，飞越太平洋赴美留学，师从全球顶级的社会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攻读博士学位。随后，丁学良的智识之路走得越发稳健而从容。

　　这位在友人们眼中“永远忧国忧民，就是讲话太不注意了”的学者，讲话时浓郁的皖南口音时而夹杂英文词汇。他不认为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而将自己定位为“爱国民主人士”，希望通过民主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亦爱酒，愿带着各民族朋友赠送的美酒，骑马离开，任凭马匹将自己带入沙漠深处，葬身于此，两千年后便是出土的“楼兰帅哥”。他欣赏李白，说李白是他心中最伟大的诗人。不回避自己浪漫情怀的丁学良，尽管常来深圳，却是第一次做客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开讲前，他的愿望之一便是届时现场听众至少能有五十人。而开讲当天，面对深圳市图书馆五楼报告厅的人头攒动，他的眉头舒展了。

　　作为“深圳十大观念”系列的开篇之作，丁学良教授与陈禹山先生就“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和“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展开对话。而在讲座前一天，丁学良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以十大观念为切口，结合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这两次启蒙，畅谈对深圳发展的真知灼见。

　　记者：去年，作为改革开放排头兵的深圳特区迎来了自己的三十岁生日。本市通过市民互动参与的方式选出了十大观念，您如何看待此事？

　　丁学良教授：这个挺出乎我的意料的。很多中国的大城市都没有想到让本市的市民去选哪些观念对自己影响最大，它不考虑民间怎么想。在这点，深圳很了不起。

　　记者：在过去的三十年中，您认为十大观念中的哪些观念对深圳的发展影响最为重要？为什么？

　　丁学良教授：如果要从这十大观念里再次进行选择，我认为这三个观念很重要。第一是“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中国市场经济的第一个标准，更重要的是这个口号如此的简单，简单到一个十几岁以上的人，头脑正常的人，不用多高的学历，小学、初中的学生就懂得，时间就是金钱，然后去做。所以一个理念，不管是渊源有多么的复杂，多么有声望，但是变成一个口号，一定要让更多的人能够理解，并且知道怎么做。第二个就是“敢为天下先”，这个天下是指中国，就是说其他地方不敢试的，深圳敢试，在整体制约的情况下，其他地方不敢做的事情，深圳敢为天下先。第三个就是“来了，就是深圳人”，深圳是座移民城市，包容的城市，没有这个心态是不行的。在别的地方试不了，你可以到深圳来试试。

　　记者：过去的三十年，深圳作为一座迅速崛起的城市确实创造了令人咋舌的骄人成绩。深圳十大观念对深圳的发展来说，是很大的精神力量，您觉得在深圳未来的发展中，它们还能像之前的三十年起到这么大的推动作用吗？

　　丁学良教授：应该这样说，深圳十大观念提出的时间越是早，它的效率体现得越大，离今天越近，综合的效应反而在减少，在淡化。这跟人肚子饿了一样，你吃下的饭是最香的，如果你吃两碗，再给你加一碗，就不是最香的。深圳也是一样，过两三年就应该提出对全国有示范性的观念和口号。提出来的同时，自己就应该去实践，不要只提口号，不实践不行。

　　我在市民文化大讲堂，也主要讲观念问题。我主要讲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次大启蒙，五四运动和改革开放。

　　记者：您现在能简单讲讲这两次大启蒙吗？

　　丁学良教授：在110年的过程当中，在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曲折，至少有过两次启蒙运动，20世纪初期，很突出地凸显再生使五四运动为标志的运动。这次伟大的启蒙，取得了基本的认识，那就是科学与民主，不是西方社会独有的，而是全人类都应该拥抱的、伟大的宝贵的财富。中国要想强大的未来，不能同世界文明的主流相隔绝，更不能跟世界主流相对抗。这是很容易理解的道理，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些道理很难被知识界和政治界的保守的力量所接受。五四运动，算是对这场蔓延半个世纪的大争论作出了相当有力的总结。这个总结就是我讲的，东方智慧也必须拥抱科学、民主这两个伟大的财富。而且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在历史上曾经有过一千多年的辉煌过去，但是在近代以来不断衰落的大国来讲，只有把科学民主引进来，推广下去，我们的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才有未来，才有复兴的希望。所以这个伟大的启蒙，在我看来，把中国推向了世界，把中国推向了未来，在这个意义而言，它是很伟大的。

　　上个世纪70年代末是第二次启蒙，向全世界学习，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这次启蒙，最重要的是世界领域有清醒的认识，中国必须参与全球的市场经济体系。唯有如此，才能把中国的潜力发挥出来，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繁荣、复兴的目标。换句话说（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第二次伟大启蒙，最重要的认识便是中国的现代化必须面向全球化，而改革开放就是第二次启蒙的精神，是这个认识的简要和有力的表达。

　　记者：在您看来，这两次启蒙有何相同与不同之处吗？

　　丁学良教授：回顾过去，从20世纪至今的这100多年，中国两次伟大的启蒙有深层的相同之处，就是中国的社会各个方面，不应该、更不能跟世界大趋势相违背。中华文明是世界文明中很重要的分支，我们要直接地参与、拥抱世界文明的主流，这是中华文明应该走的道路。世界文明的主流，既包括手段，做事的手段，发展的道路，也包括价值目标。

　　两次启蒙之间也有不同之处，第一次启蒙，主要涉及到的是知识分子，是在思想观念层面。在它还没有蔓延的时候，列强就入侵中国了。第二次启蒙则有很多的突破点，深圳便是其中最重要的突破点，除此之外还包括广州、福建等出口口岸的城市，随后扩展到全国。这个点没过多少年，又拉成一条线，整个东南沿海进入工业化、现代化的世界主流。而迄今为止，这个线慢慢变成面，中国的中部、西部相对来讲，比海岸更远的，发展相对滞后的省份也加入其中。第二次启蒙，更重要的是在实践，在做的层面上。

　　记者：进入21世纪，您如何评价深圳的发展现状？

　　丁学良教授：当年深圳敢闯，因为穿的是草鞋，现在是深圳穿的可是皮鞋了，所以山坡的路，淤泥的路，如果舍不得去踩，就不好了。我是做比较现代化的东西，一个最重要的经验和理念就是每一个国家、每个社会，在自己发展的一定阶段，所成功了的那种模式，是有寿命的，不会永远有效，不会永远正确。以前的发展模式、发展战略和发展思路，给你带来了非常好的成果，但是如果这碗汤永远喝下去就完了。

　　记者：那依您之见，这些问题是我们特有的吗？

　　丁学良教授：现在遇到的问题并不是说只有中国才遇到这些问题，而是一百年来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遇到的问题。有些发展中国家做得比较好，向最先进的国家学习，走民主和法治的道路。如果在这点上，看不清大趋势，就无法解决问题。不走这条路，这些问题是解决不了的，而且越晚走，拖得时间越长，成本就越高。

　　记者：我们应该怎样对待这些问题呢？

　　丁学良教授：就全国来讲，现在中国在硬件方面已经相当不错了，中国现在在制造业方面也是相当不错了。但是中国的下一步、下两步的发展，由硬要素，转向软要素、软实力。这个“软”既包括科学、创新的技术、更包括先进的体制、先进的法律，先进的政策，先进的教育，先进的社会，公平的机构，这些软要素、软实力很重要。

　　中国的下一步，必须转向以软要素、软产业、软实力作为奋斗目标。在这个过程当中，广东比其他城市先进，深圳比广东的其他地区、市县先走一步，换句话说，深圳比全国其他城市、地区先走两步。怎么走？就是把深圳这个地方，越来越变成一个最适合创新的城市，有创造力的企业，有开创性的公司、机构先进的体制、先进的法治，先进的做法，先进的种子，先进的社会管理方式，先进的政府运作方式。在这些方面，比全国其他地方先走两步。这个过程是非常艰难的，必须把我们经济、政治、社会等不适应发展的环节、政策进行创新性的修整，进行创新性的提升，非常需要深圳在这方面，就像当年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一样，能对中国其他地方产生示范效应。

　　记者：那么，在您看来，深圳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丁学良教授：深圳的下一步发展，不能跟上海、北京、重庆比，你的眼光应该看伦敦、巴黎、看悉尼，看纽约、看旧金山、看芝加哥，看看这些，全世界比你早一百年、两百年、三百年的城市，他们在干什么。国家过去的三十年做一件伟大的事情，把这个城市建设成为创新的基地，而创新并不是局限于技术，创新是多方位的，虽然不能面面俱到地创新，但是每个这样的公司，多数在一个、两个领域或者三个领域里面，他们做全世界其他地方没有做过的事情，深圳必须这样做。深圳成为中国境内最包容、最敢冒险探索、最敢保护探索冒险的人的城市。如果做到，深圳就有未来，而且一定会比过去的三十年更辉煌。

　　如果未来十、二十年里做到这点，给深圳的一千多万市民有更高的生活品质，更发达的社会网络，更多的幸福指数。那时候不需要宣传，深圳更多的个人、家庭，自己就会讲我确实感到有尊严的生活，我确实幸福。

　　记者：丁教授，您刚才谈及创新，能否请您结合深圳的自身优势来谈谈创新呢？

　　丁学良教授：严格讲起来，深圳的产业优势不在硬产业，而是软产业。硬产业是制造业，软产业跟金融、法律、科技、教育、文化、商业等这些相关。这些东西，虽然建马路、建机场、建房子，降低房产租赁价格也能帮点忙，但是这不是核心的。核心的是在制度上，在体制上，在观念上。软的产业是观念，你给它多少自由，就会有多少优势。美国在金融上面翻天覆地，但是再翻天覆地，它的核心竞争力还在那里。全世界那么多人到美国去，可能对这一方面、那一方面都不满，但人们却不愿意走，因为它给你的创造力以最大的空间和自由。深圳能否做到，在法律架构下，给创造力以最大的自由，这点很关键。

　　记者：这样看来，高等教育也是软产业创新中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丁教授本人也有参与南方科技大学的建设，从软产业创新角度，您如何评价南方科技大学？

　　丁学良教授：深圳如果想对全国有示范效应，应该在软产业方面寻找突破口，高等教育就是软产业当中非常重要的。它对全国的意义，不在于办一所大学，而在于办一种体制，深圳具有这样的可能性，但是不做，这样的可能性也就没有了。要是做起来，对全国就是示范。

　　我很投入南方科技大学这件事情，非常不希望它虎头蛇尾，开头轰轰烈烈，搞到后来无声无息。国家创新，主要就是高等教育创新、科技创新、企业创新。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企业不创新，大学也不创新，有什么希望啊？

　　学人介绍

　　丁学良：1984年赴美国留学，199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是享有全球盛誉的社会学思想大师丹尼尔·贝尔的学生。现为香港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国立澳大利亚大学高等研究院兼职研究员。1997年至今任《Chinese Sociology & Anthropology》、《清华社会学评论》等杂志的编委。一直从事比较现代化的研究和教学，研究领域包括转型社会、比较发展和全球化。获得的学术性质奖励和资助包括美国匹兹堡大学“大学校长研究奖学金”、“哈佛大学奖学金”、“福特基金会个人研究基金”、“国立澳大利亚大学－北京大学学术交流年度基金”、香港“大学研究基金会”等。近期的中文出版物主要有：《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不敢恭维——游学世界看中国》（随笔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00年版；《丁学良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