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向“中国城市规划腐败”开刀

　　当前，中国处于向城市化的转轨时期，在各地纷纷提出“经营城市”的理念和背景下，城建规划腐败的迅速滋生和蔓延，成为一种令人深思的腐败现象。由于城建规划的特殊性，规划领域一旦产生腐败，导致的恶果往往可能伤及一座城市的长远发展，所以有人是这样描绘城建规划腐败的严重后果：“一支腐败的规划之笔，可以使一座城市畸形发育；一支腐败的规划之笔，可以使巨额国有资产灰飞烟灭；一支腐败的规划之笔，可以使不法开发商转眼之间大发横财；一支腐败的规划之笔，可以使规划官员一夜之间暴富。总而言之，“规划腐败”是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毒瘤，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大敌。不久前国家8部委联手出击，对房地产开发、建设、交易以及中介服务环节的违法违规、权钱交易行为进行全面整治。在整治行动中，“规划腐败”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这让人们对专项行动充满期待。向“规划腐败”开刀正在进行中。

　　揭开规划腐败的重重黑幕

　　作为城市的设计者、规划者，规划在政府部门中的地位是十分显赫的，特别是在大拆大建的年代，规划部门更是举足轻重。于是，结交规划局，拉拢手握规划大权的规划官员，对于开发商来说，对于企业来说，对于某些投机者来说，就是发财的机会、机遇。有人说，规划部门是真正的财神爷。规划部门猫腻太多、名堂太多，弹性太大。让我们从以下重重黑幕中窥斑见豹。

　　“面团式”的容积率。所谓“容积率”，就是一个小区的总建筑面积与用地面积的比率。建筑面积越大，房地产利润越多，因此，提高容积率、实现可售面积最大化，是地产开发商孜孜追求的目标。对商业开发来说，容积率就是面积，面积就是钱。以一块占地1万平方米的土地来计算，假使容积率是3，意味着可建3万平方米，容积率提高到3.5，则可建3.5万平方米。如果以3000元/平方米的价格出售，可以多得1500万元。握有规划实权的官员只要笔下稍稍一松，把容积率提高一丁点，对开发商来说，可能就是几百万、几千万甚至更多的利润，就有可能让许多人发财，让许多人成为百万甚至千万富翁。有人说，“容积率在贪官手中好比柔软的面团，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昆明市原规划局局长曾华，就是运用手中的规划权，多次帮助开发商更改容积率而收礼受贿，大发横财。2000年至2006年10月期间，分别收受14家房地产开发公司和3家园林绿化等房地产项目相关公司的多次贿赂，共计人民币47万元、美元14.56万元、港币9.5万元、欧元8000元、日元16万元及价值人民币9.056万元和价值港币4.71万元的手表、项链、翡翠等贵重物品。2007年4月6日，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曾华有期徒刑13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

　　扬州市原规划局局长张杰，利用手中的规划权，多次为开发商改动容积率，为超面积搞建设的开发商开绿灯，只要送钱就可以改动容积率，容积率给张杰带来了不义之财，也将他送入了牢狱。2007年3月1日，法院认定张杰利用职权收受贿赂65.3万元、美金300元，判处其有期徒刑12年。容积率的意义不仅是保护国家的合法收益不受损害，而且还体现了对居民生存空间的关照。允许建6层高楼房的土地转让价必然要比可以建十几层的土地转让价低，住宅楼和商住楼的土地转让价格也不一样，因此，违章超建、改变业态，实际就是减少了国家收益，肥了私人腰包。同时，容积率的改变，不仅影响到了居民的采光、绿化等生活环境，甚至会影响到住宅安全。

　　不带电的“高压线”。城建规划一旦经法定程序审定后，谁也无权随意改动。道路、绿化等公共设施的宽度、建筑物的高度、面积是不能擅自变更的。但是，这些刚性的规划，一旦到了规划部门腐败分子手中就成了不带电的“高压线”。2001年4月，时任成都市规划局副局长的袁锋和时任建管一处处长的徐俐无视已定规划，在审定成都迎宾大道旁的“红枫半岛”总平面图时，擅自更改建设红线”侵占绿地面积1.09万平方米，使迎宾大道本来规划的20米绿化带缩水至10米，影响了迎宾大道作为成都市窗口大道的景观效果。作为全国首例的城建规划腐败案，不仅使展示成都形象的窗口通道迎宾大道缩水走样，而且还导致两幢新修高楼被炸毁，直接经济损失3000多万元。据查，这几名规划官员都是在接受了不法开发商贿赂后擅自改写区线的，难道是中医院（笔者注）？

　　2000年，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确定对原人民影都等地实施整体改造，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在未引入竞争机制的情况下，同意由四川泰升集团开发。在该集团的运作下，南充市规划局原局长等官员竟让这名为“南充大都会”的一期工程违规审批、违规放线、违规施工，成了超道路红线1.62米、超高1.5米、超面积9000平方米的“三超”式的“大肚会”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