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国家政策影响下的建筑设计

　　体育馆、引水渠、桥梁、歌剧院、博物馆、市政厅，回到古代，这些非凡的公共建设项目是一个文明的科学和艺术技巧卓越的社会的最持久证明，当然不可避免地也体现其政治和文化野心。今天的法院、学校、公路、大使馆等也像是存放一个民族在某一个特定时刻的理想和能力的资源库。30年前，建筑政策只是一个粗略的想法。而今天在许多国家，它已经是一种强大的工具，以实现一系列（包括实用性和象征性）的功能。

　　法国、荷兰、芬兰、德国、丹麦和挪威只是这二十几个位于欧洲的国家中的一部分。他们已经采用了强有力的国家建筑政策或以政府机构为行为主体致力于推动公共领域设计的卓越发展，以政策推动建筑革新的观念蓄势待发。总部位于布鲁塞尔的欧洲建筑政策论坛组织（FEPA）成立于1997年，编制最佳作法、召集官员以分享各国关于如何更好地制定和实施他们自己的政策和制度的知识。在欧洲，一个国家的建筑政策如同气候、能源和房屋的国家政策一样正日益地被标准化。

　　这是很有道理的。为什么所有发达国家不能在某个能影响一切（包括从资源消耗到城市发展、从公共安全到经济增长）的领域明确一个位置呢？

　　法国的建筑制度是运行最久的，在许多方面也是最成功的，证明了政府支持的尝试不仅可以提高市政建设的质量，而且在政治家和一般民众心中植入了一种态度——设计与各个国家关注的其他无数事宜之间是相互关联的。

　　法国建筑政策的决定性时刻是在1977年。一项宣称建筑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法律正式使建筑的发展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并且政府有责任去维护并促进它。这项法律直接促成了建筑、城市规划和环境委员会（CAUE）的创立。

　　最近出台的国家建筑政策由挪威推行于2009年，它的意义也是极为深远的。超过一半的部委（挪威政府共有18个部委，参与的部委包括从国防部到儿童和平部等共13个。）参与了起草工作。这个100多页的文件有针对性地陈述了视建筑为改善社会环境、保护文化和刺激经济的工具的观点。

　　突出三大重点——可持续发展、城市和社会转型、知识和创新——的政策以政府应该扮演一个榜样的社会角色的定位作为开始，以增加挪威建筑国际知名度的目标结束。文化部国务秘书罗特·格瑞普·库特森说：“这不仅是志在推动建筑革新的政策，也是见证建筑设计和政治如何共同努力解决问题的历史新措。”

　　有一个与传统政策运行明显不同的例外：发达国家在过去20年里越来越多地采用集中式的建筑政策。这样的行动——不管是一项政策、一个联邦机构或委员会的文件，还是一项白宫内的尝试——在美国具有可行性吗？

　　美国政府，以自己的方式，在其发展过程中推动建筑和设计的发展。托马斯·杰弗逊（本身是一个重要的设计师）是最早提倡建筑可以在国家增长和积累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人。这个国家的建筑遗产展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设计高点，从城市的规划到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大量联邦政府资助的模范建筑物、纪念馆和纪念碑。

　　国际艺术基金会（NEA，成立于1965年约翰逊担任总统时）和一般事务管理局的设计卓越计划（GSA,发起于1994年克林顿执政期间）在最高水平上以最直接的方式致力于推进设计进步，尽管政府的力量分布在不同的领域，包括国家人文基金会、艺术与人文总统委员会、史密斯学会和国务院（监管该国在国际博览会的表现和海外大使馆及住宅的建设）。

　　支持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努力是分散的，因此它培育政府机构和公众以加强关于设计对我们文化和经济重要性的意识的行为并不是那么有效。或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去年八月国际艺术基金会（NEA）和设计卓越计划（GSA）联合发布了实践“对一个新设计举措的研究、分析和规划”的方案的请求(RFP)。

　　一个隶属于总部位于纽约的建筑研究办公室（ARO）中，雪城大学建筑学院院长、美国建筑师协会的马克·罗宾斯和詹姆斯·利马正在探索RFP需要的战略，“提高设计卓越计划（GSA）关于推出优秀设计的承诺，告知国际艺术基金会（NEA）在优秀设计、宜居社区和创造性场所建设中的投资”。RFP的总体目标是“在联邦机构中灌输一种关于城市设计、景观建筑、平面设计和一般公共空间的品质设计的行为准则”。

　　国际艺术基金会（NEA）的设计主任杰森·斯库巴在被问到如何设想这个研究的最终形式或结果时说：“我们不能有任何先入为主的观念。当然，我们正在研究其他国家的做法，但是不论我们提出什么方法。都必须在美国和我们既有的体制内发挥作用。”

　　目前的调查扎根于亚林斯基和工程师盖伊·诺德森在2008年组织的一系列讨论之上，讨论的问题是关于基础设施、可持续发展和气候控制等方面的。在那个时候，国会正要批准一个承诺以7890亿美元资助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经济刺激计划。

　　亚林斯基说：“我和盖伊·诺德森感兴趣的许多问题，如把基础设施规划、运输和城市宜居性与开发联系起来等，无疑是我们此次调查须考虑的一部分”。他的团队将在这个春天完成该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