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北京暴雨风波想到：“深度城市”和“广度城市”

　　自从北京暴雨导致“水淹七军”以来，连篇累牍讨论城市基础设施失效的文章已经足够多，不会使人感到惊奇了。我的文章讨论的不是泄洪的技术问题，相反，我更感兴趣的是小议各种解决方案的前提，也许并不是所有问题都需要用解决的心态来看待。

　　如果城市是一个盛水盆，那么它的容量终究是有限的。人为地提高了这盛水盆的“容积”，但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施”与“受”、也就是自然状况和人类需求的不对称关系。在这样的关系里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总体资源有限的前提下，人为大大“优化”了的城市化标准和城市化速度，也许正是新的问题的来源。

　　在历史上，中国城市的规模一直是遥遥领先于世界其它地方的。尤其是中国都城为代表的古代城市，创造了一种直到今天还有影响的低内部效率而重外部影响的传统：隋唐长安城，明清北京城的面积都远远超过它们人口的实际需要，但单位面积的低质量和不敷使用，照样使得人口局部集中，造成一种全城拥堵的心理印象和实际状况——这其实也是今天北京交通的面貌。这种建立在“广度”上的城市和建立在“深度”上的城市显然是互相矛盾的。广度重视的是大尺度和周边的效率，先把资源无限度地在空间中铺开传递，假定每个单元的社会状况是相等均质的，由外而内的吸收和转接，便全靠这些假设原子化的个体无差别地完成——在现代社会之前，这样的城市即使缺乏质量的深度还可以勉强维持，原因在于城市中由社会等级强化了的空间秩序的相对平衡。这样的广度城市遵循着社会协商和内向发展的模式，前者的“保险阀”是文化传统方面的，后者的“保险阀”则是空间模型本身的，两者都使得较低的空间质量不至于引起太大的社会问题。

　　反观西方现代城市的“深度”模式，它追求的首先是个体单元的效率和深度（在巴黎豪斯曼规划的例子里，这种深度也是城市基础设施的深度）。在此基础上，才是有效的连接和城市规模的扩展。在资本主义城市发展的初期固然也出现过纽约那样追求规模缺乏深度的例子，出现过罗伯特·摩西式的大拆大建，但是纽约的保险阀同样也是既有文化传统方面的也有空间模型本身的，可能还要加上独特的经济原因——首先，严格的公私领域划分（罗马人以来的形态学传统）使得大规模开发受到制约，城市始终维持着小地块“精耕细作”的格局，规模大但分配有序；其次，自由资本主义精神（北美殖民地的特产之一）使得市场经济的空间自我调控手段一直有效，个体质量得以保障，最终，社会实践层面的市民协商制度逐渐成形和完善，对历史上粗放经营的城市进行了持续的“修补”——最终，大多数西方现代城市都保持了“深度”城市的模式。

　　本文并非意在说明“深度城市”应该取代“广度城市”——事实上，每种模式的成功都是特定时间和空间的产物，就中国城市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两种模式似乎应该互相调和才对。首先看到，深度城市和广度城市根本上是难以平行并存的，其中一种应该起主导作用。中国传统城市“广度”模式的必然性来自于城市的规模。以有限的资金和使用效率投入巨大的建设面积，必导致“深度”模式不可能兑现。

　　中国当代城市的广度模式则对于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说今天的中国城市正在陷入某种难以抑制的整体结构失衡之中，虽然显著增加了活力，但是其中的浪费也非常惊人。在我看来当下中国城市出现的各种问题的关键还不在于“广度”本身，而在于继承广度城市传统的同时又绝对化地提高了城市的深度，以至于出现了捉襟见肘的窘况。事实上，在高速城市化进程已到达瓶颈的今天，无论城市建设的深度和广度都迫切需要一个合理的，可随实际情况调控的标准。

　　很多人只看到了欧美国家大力建设的高效下水道系统，可是，人们忽略的巨大差别是基于双方城市规模和发展时间的区别。西方城市以百年计算的时间将广度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不仅包括每座城市合理的规模，还包括多样化的总体城乡结构——与此同时逐渐增大了城市的深度。可是中国城市不仅以薄弱的建设资金铺开广度，而且还往往用偏低的效率换得力争与西方城市媲美的深度，最终必将陷入一种疲于奔命的恶性循环之中。

　　类似于改良城市基础设施的急务也许仍是个不能拖延的技术问题。但最好的思路依然莫过于着眼于长期的哲学层面上的改变，那就是适当控制城市开发的规模——无论是就范围，还是就等级而言——使得城市开发内部能形成更多的差异性。如此，市场、价格等因素对于基础设施建设就能形成润滑剂的作用。要承认城市的建设不仅仅是一个技术的或是经济的命题，而是关乎一种共同的哲学观。

　　（作者现居北京，从事建筑与城市规划相关领域的研究与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