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与民主要共存

　　设计(Design)与国计民生密切相关，这是常识，不再解释。关于民主(Democracy)，列宁有一个基本的定义，即公民参与国家事务。这里讨论的“民主”，不是指设计团队在项目设计过程中的发扬民主、集思广益，而是指设计作为一种艺术，对当代人的人文影响以及当代人对设计的接受与参与。概言之，我们讨论的设计与民主(D&D)即是指设计“以人为本”，这种设计中的“人本主义”有何内涵，它以何种方式体现。

　　我们先来看这样几个案例。

　　报载上海有一个新建的音乐厅举行演出，残疾人闻讯冒雨赶来，但却在大门外的高台阶前止步，检票的服务员嘲讽残疾人，你们来听什么音乐?此举受到其它观众的严肃批评，他红着脸走下台阶，和其他观众将残疾人与他的车子一起抬进门厅。报纸报道此事意在说明残疾人也有欣赏艺术的权利，不应受到歧视。我从中看到的却是，这个音乐厅的设计师是干什么的?他的设计思想中，为什么没有残疾人的位置?一个现代化的音乐厅连基本的残疾人通道都没有，能视为成功的设计吗?

　　在我所居住的望京区，为保证交通的安全，十字路口的四个角都规划出很大的三角绿地，使司机视野开阔。行人为了走近路，经常贴着三角形的斜边走，在草地上踩出一条小路。这种状况在许多城市绿地中都可以见到，我们当然可以批评行人缺乏社会公德，但很少有人想到，为什么在绿地规划时不可以先调查行人的交通流向与行走习惯?还好，很快有关部门对三角绿地加以改造，将行人常走的那条小路改为正式的绿地小径，观景行路两不误，于是皆大欢喜。

　　同样的问题在城市建设与规划设计中屡见不鲜。北京西区有一条铁路道口，由于行人经常穿越道口，这里成为“死亡道口”，每年都有惨剧发生。当地政府反复对居民进行安全教育，并加强道口看管，但收效不大，中国人难道真的“视死如归”?原来这个道口是许多当地居民出入工作的必经之地，经过铁路、政府、地方各部门齐心协力，在道口修建了地下通道，百姓出入平安，这一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类似的问题看似公众的公民意识和城市生活道德低下，实则是我们的规划与设计者缺乏民主意识。特别是有关“路权”的争论，暴露出城市环境规划与设计中对弱势群体的漠视。当一位老人出门，面对飞驰的车流，两个小时过不去一条马路，我们能说，这样的交通设计是具有人性的设计吗?可否这样认为，当有大量的人反复地违反某些社会常规的行为方式时，一定是有某种不合理的设计存在，正如我们不应批评春运期间排队购买火车票的人插队加塞，而应考虑如何解决售票窗口太少的问题。设计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就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同。我曾经到广东美术馆做一个展览，大厅的地面是黑色的大理石，在许多城市建筑中，这些大理石通常是抛光如镜，富丽堂皇，但广东美术馆的这些大理石却被打磨出细密的条纹，既不眩目反光，又能防滑，仅此一个细节，就可以看出负责室内装修设计的设计师对于普通观众的关怀和专业素养。

　　19世纪初期欧洲工业革命的完成，加大了传统艺术与技术的分离，社会上层人士使用精美的手工艺品，平民百姓使用没有设计的粗劣的工业品。从一开始，现代设计就面临着为富人的设计和为平民的设计这样一个选择。早在1895年，主张艺术家积极参与设计的英国艺术理论家拉斯金就指出：“以往的美术都被贵族的利已主义所控制，其范围从来没有扩大过，从来不去使群众得到快乐，去有利于他们。……与其生产豪华的产品，倒不如做些实实在在的产品为好。……请各位不要再为取悦于公爵夫人而生产纺织品，你们应该为农村中的劳动者生产，应该生产一些他们感兴趣的东西。”[1]令人遗憾的是，在贫富差距加大的今天，我们的许多设计仍然是为有钱人的设计，某些设计师的“势利眼”导致他们对于城市普通居民和广大农民的审美需求漠不关心，只关心大老板的钱袋，许多城市的星级酒店、夜总会和别墅堆砌豪华，极尽奢靡，反映出一些设计师正在宣扬一种暴发户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观。“只要老板喜欢，我能挣钱，怎么搞都行”，是一种十分通行的市场经济下的庸俗设计观。

　　我们所说的设计中的民主，第一层含义是指设计师应摆脱对金钱的依附，呈现个人的个性，将设计视为艺术而非糊口的技术;第二层含义是指设计应为最广大的平民着想，满足他们最为迫切的生活与审美需要;第三层含义是公众不再单向接受政府和设计师对他们的生活的硬性规划，积极参与和他们的生活有关的城市与环境设计，这就是设计艺术中的公共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