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渤海经济带重塑“第三极”
“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时；不谋万世者，不足以谋一域。” 不久前，在河北召开的环渤海省份经济工作座谈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表示，“把环渤海地区打造成为我国经济增长和转型升级的新引擎”，下一步，国务院有关部门要统筹研究环渤海经济带规划。作为曾被寄予厚望的中国经济增长“第三极”，环渤海地区有望因此深度“激活”。 然而在2011年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完成的“环渤海城市群空间发展模式研究”课题明确指出，环渤海地区“整体上缺乏分工协作，港口竞争及岸线利用、环境污染和水资源短缺等问题日益突出。”强化环渤海城市群的整体发展不仅涉及每个城市的发展需要，而且是解决制约区域发展共同问题的迫切需要。 “北京未来将成为世界城市，其所依托的区域应该是全国乃至东亚大区域经济要素组织资源配置的枢纽或‘大脑’、‘中枢’。”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总规划师郑向阳在接受《中国建设报·中国住房》记者专访时表示，环渤海经济区未来的发展不能以重复其他区域同样发展阶段选择的老路，“不能再仅依靠投资与出口两驾马车的拉动，不能再持续先污染后治理的套路，必须转变发展方式。”
二次生长机遇 从记者截稿到第16届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的召开（以下简称“联席会”）已不足一月，届时，河北衡水，内蒙古乌兰察布、锡林郭勒盟和山东枣庄四市将有望成为联席会的最新成员。时隔三年，联席会的再度扩容也意味着环渤海区域合作范围将进一步扩大。 事实上，此前联席会的扩容已经接近三年出现停滞，这或与环渤海经济区一体化进程相对滞后有关。 从1986年联席会成立开始，环渤海经济区已被认定为中国经济增长的“第三极”，但天津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课题成果显示，17年来，这一区域的一体化进程却较慢，区域的经济发展阶段也明显落后于珠三角和长三角。郑向阳表示，经过大量的调研得出的结论，这主要是由于“区域产业竞争不够充分、合作少，三个次区域（京津冀、山东半岛、辽东半岛）各自集聚发展，产业的区域分工不明显、特色不突出，区域内城市间的经济联系不密切。” 尽管截至2012年底，环渤海经济区总人口达到全国的22.2%，GDP总量占到全国的近1/3，但郑向阳仍认为，这一区域的合作效益尚未显现。或许正因为此，在本届政府组建不久，即提出把环渤海地区打造成引领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抓手。“环渤海区域的发展目标日益明朗，其中北京要展现中国作为快速发展崛起的大国首都的地位，发挥全球经济组织、资源配置、地缘政治、科技创新等方面的主导力。因此其所依托的区域应该是具备产业成熟高端化、基础设施现代化、环境生态平衡等条件的人口集聚、经济总量巨大、城市群密布的区域枢纽，这也是中央集权国家做大做强首都区域的共同点。”郑向阳说。 就理论和学术角度而言，环渤海区域的转型发展的基础已经基本具备。2001年10月，两院院士吴良镛主持、天津城市规划研究院等单位参与的“京津冀北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由原建设部组织100多名专家通过论证，使环渤海区域正式走上了统筹规划的科学发展道路。在地方层面，各主要城市的相关研究也取得一定进展，如天津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已在《环渤海城市群空间发展模式研究》课题中明确提出了“塑造多层级网络化空间格局，奠定区域一体化空间架构”；“京津共建世界城市地区，强化核心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构建一体化综合交通体系，支撑城市群空间发展”等6项环渤海区域的发展策略。 双城“计” “京津冀北城乡空间发展规划研究”提出了京津为两核、唐山保定为两翼、廊坊为腹地、涉及环渤海部分地区一体化的规划设想。 作为“两核”，北京和天津始终是构建京津冀都市圈城镇体系的主体，然而如何处理这两个中心城市之间的关系，特别是二者在整个城镇体系中的地位和职能，在很长的一个阶段内客观制约着两城之间的合作与互利。郑向阳认为，无论从城市的辐射范围，还是从城市的性质或功能定位，以及影响城市未来发展和空间结构的经济集群等方面来考虑，京津之间的职能分工都需要进一步明确，进一步加强经济结构的互补。 仅就天津而言，优劣势都非常明显。作为北方最大的港口，天津是紧邻首都、连接东北、华东的交通枢纽，也是对外开放的门户，具备国际航运中心与国际物流中心的功能。“另一方面，天津的发展阶段仍落后于定位要求，产业处在集聚过程，缺少产业扩散、外溢带动周边区域共同发展的动力，经济增长、城镇化的方式还粗放，亟待转型。”郑向阳直言。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