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这些年的发展

　　几十年间，一个区域空间概念移身换形、难归一统，正说明京津冀区域一体化之多艰。但是，京津冀一体化的进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如今，它将从哪里发动？ 把北京的火葬场搬到天津还可以。一位前北京市政府高官谈到京津合并问题时不无揶揄地说。他说这话的时间是1990年代，向他提出咨询的，是时任民进天津市委副主委、天津市规划局副总工程师穆学明。

　　很多年以后，穆学明还清晰地记得那位官员一脸的不屑与傲慢。一个天津人的设想，在那位北京市政府官员的眼中，颇有几分不自量力。穆学明郁闷不已，但也没有气馁，2001年3月，他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向全国政协九届四次会议提案：将天津与北京两市合并，用5年至10年时间建设成为世界级国际大都市。有人说，穆学明简直疯了，怎么手执长矛冲向了风车？

　　穆学明建议将京津合并列入国家“十五”计划。而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前身）则认为，行政区划变更须由国务院作出决策，他们无此职能。穆学明对这样的答复非常不满意，“我会继续提交这样的提案。”

　　国家计委在那个时代的答复，显然只是局限于将京津合并看作是一个地理尺度问题。而穆学明认为，中国的城市规划长期以来缺少大区域意识，京津合并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两地经济社会发展中存在的矛盾。因为那些相互联系的一系列矛盾，并不是仅仅产生于地理层面。 京津合并——这个有着难以抗拒的巨大吸引力的构想，其实是京津冀地区城市协调发展这个老课题的新设计。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城市规划领域观念禁锢，缺乏争鸣，杰出的思想寥若晨星，而对于像京津合并这样敏感的问题，几乎成为禁区，最终自然是不了了之。

　　但是，京津冀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从来都没有停止过。 京津合并？ 在中国，没有哪一个地区有京津地带这样优越的城市发展平台—无论是珠三角还是长三角，它们的政策、资源、人才、技术优势，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无法与京津比肩。

　　由京津领衔的“环渤海经济区”，概念肇始于1986年，当时即设立了环渤海地区经济联合市长联席会—后改名为环渤海区域合作市长联席会—被认为是京津冀地区最正式的区域合作机制。但这个类似地方政府自组织的沟通平台，很难真正解决行政藩篱所带来的难题。很快，这个中国最大的工业密集区就被珠三角和长三角抛在了身后。

　　更令人沮丧的是，上海之于长三角、广州之于珠三角都产生了显著的“正拉动”效能，而京津对于环渤海则是“负拉动”—从这一地区抽取资源与资金，却没有反哺区域经济。

　　相距百余公里的京津两大直辖市，对于区域经济的带动功能在竞争与较量中日渐抵消。这两个超级城市都沉迷于各自的中长期规划而不能自拔，都制定了激动人心的指标体系。然而，这些各自为政的规划，很少能够从地区发展的层面审视城市发展，无法以整体观念解决地区问题，实际上成为了一种对区域合作进行反动的借口与遁词。

　　北京为自己的定位摸索了整整六十年。1950年代，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之下，北京首先对城市性质进行了彻底的革命—把一个工人阶级仅占百分之四的消费城市改造成为工人阶级占四分之一以上的莫斯科型的大工业城市。直到1993年，北京的城市性质才被明确为“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世界著名古都和现代国际城市”。但此时的北京，已是面目模糊。在蓄意或不经意的膨胀中，在计划经济时期和市场经济时期一轮又一轮的扩张中，北京的城市病已近乎积重难返。

　　农村实行统购统销和合作化之后，城乡之间的市场被人为堵塞，商品流通不畅，政府便竭力依靠行政力量来保障城市蔬菜副食的供应，直接导致城市郊区的迅速扩大。1948年8月，北京市区周边设有郊一至郊八8个郊区，郊区人口48万人，全市城郊总面积654平方公里。而到1958年—那是一个令人匪夷所思的年份—北京市共增加郊区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郊区人口增至200万人。这种带有农业文明时代刻痕的城市郊区化扩张，在“大跃进”失败后受到遏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