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区域经济发展新路径的探索

　　区域经济差异是世界各国存在的共同难题。建国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努力探索缓解我国区域差距之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党和政府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不深，急于求成，实行了中央高度集权的计划管理体制，力图以均衡战略谋求区域经济公平发展，忽视了经济效率，拉大了与世界先进国家的差距，付出了高昂代价。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这标志着国民经济发展道路历史性转折的开始，30年来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史上，最为重要和珍贵的是探索和迈出了一条“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新路径，留下了彪炳史册、浓墨重彩的一页。这一条路径以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从我国区域实际出发，审时度势，具有鲜明的实践性、时代性和创新性。

　　一、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非均衡协调发展路径的探索

　　我国是一个幅员辽阔、区域差异明显、经济发展很不平衡的发展中国家，国家经济发展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构成全国经济整体的各个地区经济的发展、各个地区生产要素的充分利用、优势互补，也有赖于各地区近远期发展的相互配合。因而，从促进整个国民经济长期稳定协调发展的目标出发，逐步消除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严重不平衡状态，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和第三代领导集体共同探索，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从区域均衡——区域非均衡——区域非均衡协调的变化、升华过程。

　　改革开放前受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我们实行的是区域均衡发展战略。三中全会通过总结经验另辟蹊径，实施区域非均衡发展。非均衡是邓小平经济发展理论的深层思想和灵魂，是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过程中，运用辩证思维思考中国问题、借鉴西方古典经济学和发展经济学的研究成果、结合我国改革开放条件和经济非均衡发展实践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水平低和区域经济不平衡的实际，提出了一系列非均衡发展对策：东部沿海地区优先发展，让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由东向西“台阶式”发展，带动全国走向共同富裕；作为区域经济发展大战略与大思路的“两个大局”构想；经济目标的实现有先有后，实行“三步走”渐进式发展；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的财富增长与分配形式等。这些策略为探索科学完整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打开了道路，奠定了基础，指引着改革开放事业走向深入。

　　以中央向地方和企业放权让利为主线的经济体制改革，循着重新构造经济主体和利益分配机制的道路全面展开，沿海地区地方政府在区域经济事物中的决策空间不断扩展，促成了区域经济的空前发展和从未有过的建设高潮。我国经济重心开始东移，东部地区从无到有、由点及面，初步形成经济特区一开放城市一经济开放带的对外开放格局。沿海地区率先发展，积累了地区加速工业化的丰富经验。但90年代初，向沿海区域倾斜也产生了新问题和新矛盾：发展差距拉大、空间比例失调、区域分工含混、产业结构趋同。

　　根据改革开放初邓小平对区域差距表述的“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的思想，江泽民在十四届五中全会上提出，“解决地区发展差距，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是今后改革和发展的一项战略任务”，“要积极朝着缩小差距的方向努力”，为使区域关系朝着合理分工、相互协作、协调发展方向转化，逐步消除区域间的封锁和摩擦，中央接连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第一，“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规划纲要”提出，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以及地理自然特点，突破行政区划界限，在已有经济布局的基础上，以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为依托，逐步形成跨省区的经济区域。按行政部门、行政区域分条分级管理经济的行政区划具有一定主观性、可变性和不稳定性，突破和调整行政区划是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必由之路。第二，国家加大中西部欠发达和不发达地区的开发力度，出台了优先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等六项措施，区域经济关系呈现新的发展态势。第三，根据区域经济展现的新需求和新态势，1999年，中央不失时机地提出西部大开发，“作为党和国家的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21世纪我国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区域发展方面也面临着不少新矛盾：“资源换增长”模式普遍存在，区域开发秩序混乱、区域生态环境问题严峻，地区封锁和地方保护在一些领域比较严重，区域分工仍处于不合理、不经济状态；我国经济多年持续稳定高速增长，“发展必须是科学发展”已成为普遍共识，实践已经提出统筹、协调、持续的要求，但如何高屋建瓴地整体筹之、内在统之，却没有完全“破题”，需要探索促进地区共荣的“内在通道”，真正从“板块式的拼接”走向“胶体式的统筹”，使区域之间人口资源环境相互配合，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备、速度适宜、效益兼顾的发展形态。矛盾的普遍存在表明一些地方和部分干部群众亟待破解新阶段新条件下什么是发展、为什么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问题。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总结我国和世界各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站在历史和时代的高度，最终将其上升为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完成了从实践到理论的飞跃。科学发展观廓清和拓展了区域经济发展的思路，与时俱进地丰富了区域非均衡协调战略的内涵，成为区域经济的根本指针，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道路的探索进入一个更为完善、成熟和科学的阶段。

　　二、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非均衡协调发展路径的特色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非均衡协调战略顺应国情、特色鲜明，突出表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了公平和效率的高度统一，使“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完美结合，构建起以企业为主的区域经济主体，带动区域经济效率的整体提升。

　　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模式是适合市场经济条件的区域战略，强调按照最大效率原则配置和利用各类社会经济资源，使之发挥最大的经济效益，强调国家通过宏观政策和宏观调控确保区域经济非均衡的适度化，实现社会稳定和区域经济的协调与可持续发展。因此，它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和效率的均衡统一、“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有机结合。我国地域辽阔、地域类型多样、地区差异显著，东、中、西三大地带、同一地带的不同省市、同一省区的不同地域都存在较大发展差距。差距成因复杂，解决难度很大，短期难以实现完全均衡发展。所以，区域经济发展必须从国情出发，尊重区域规律、经济规律、自然规律，创建具有时代特征的区域新模式，探索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新路径，注重综合平衡，防止顾此失彼，让处在不同阶段、不同水平、不同文化的多元区域经济形态，按照劳动地域分工理论，参与国内外经济竞争和合作，以谋求个体单元经济与整体区域经济共同发展。以科学发展观为核心的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战略，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实施的非均衡区域经济战略的重大调整，但这种调整并不是向计划经济时期实行的均衡发展战略的回归，而是体现了充分发挥各地区的发展优势和潜力、促进区域间共同发展和统筹互动的非均衡协调发展的思路。这个模式的构建标志着我国区域经济由长期沿袭的行政性区域经济向市场主导的区域经济的转变，由传统的单纯经济增长型向全面自由发展型模式的转换，由注重物的增长向以人为本的理念的转变，是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规律认识的新飞跃，具有非常显著的时代特征，是改革开放的又一标志性成果（魏后凯，2006）。

　　市场主体问题是地区经济发展最基本的问题，一个地区经济主体有没有活力和竞争力，决定着该地区的发达程度。但在相当长时间我们对公有制、对国有企业的认识陷入不少误区：将国有企业等同于国有经济，将国有制等同于公有制，将国有制视为公有制的高级形式，一度忽视生产力的水平和要求，把实行国有制、扩大国有经济、拓展国有企业的分布范围，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主要标志。特别是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束缚，政府统得过多过死，企业管理体制僵化、经营机制呆滞，企业产权不清、政企不分、权责利不明，管理不科学，缺乏生产经营自主权，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创造性、主动性受到严重压抑，本应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洪银兴，2006）。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解放思想浪潮地深入发展，我党对所有制结构的改革目标经历了从“并存”到“共同发展”、从“方针”到“基本经济制度”的认识变化，党的十四大做出的“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科学概括，包含了丰富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培育市场主体，核心是改革计划体制下形成的僵化、封闭、单一的所有制结构。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生产积极性为出发点的国有企业改革，依次通过放权让利、扩大企业自主权、税利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步步向纵深发展，建立起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多元化的产权制度体系，加大了人力资本分享企业产权的制度创新，加快了现代企业制度的建立，提升了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从战略上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通过国有资产重组，优化资本结构，改变了国有经济布局过于分散的局面。企业逐步成为面向市场经营，以利润最大化为主要目标，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根据市场信号和政府的调控政策自主进行投资决策。

　　党的十五大明确指出，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项基本制度。这一基本制度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体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市场经济的微观基础这一事实。理论研究和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发展的实践表明，个体、私营、外资等非公有制经济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空间极为广阔的经济形式，与市场经济有着天然联系，产权关系明晰，运行机制灵活，具有显著的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思想认识的廓清，非公有制经济受到各级政府的鼓励和支持，民间资本的市场准入领域放宽，还在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对外贸易等方面采取措施，实现了公平竞争，完善了保护私人财产的法律制度，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活力竞相进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有的地区、产业在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同时，积极探索不同形式的公有制实现形式，国有资产进入混合经济、股份经济，为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壮大国有经济提供了新鲜经验，市场经济发展空间得到拓展，形成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江激宇，2006）。

　　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改变了计划经济时期和短缺经济时期产业结构由投资决定的状况，市场需求正在成为影响产业结构变动的重要因素，地区比较优势对产业结构的决定作用日益显现，地域经济发展正由以往的争投资、争项目转变到切实改善投资环境上来。中央、地方、企业的权责利关系得到明确划分和严格界定，区域经济运行主体逐步转向以企业为主，区域间的关系正在转换为以企业为主体的分工与联合的关系，区域经济主体的资源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区域间关系朝着合理分工、相互合作、协调发展的方向转化，带动了区域经济运行效率的整体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