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肇元：人生，在工程中开花结果

　　简历：陈肇元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教授。浙江宁波人。1952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工程系，留校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至今。专业特长为土木工程中的结构工程和防护工程，长期从事爆炸荷载下的结构动力反应与设计理论、混凝土结构性能与设计、高强与高性能混凝土结构、工程结构防灾、混凝土结构的安全性与耐久性等领域的研究。历任兼职：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防护工程学会副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土木类学科评议组成员、召集人。曾获国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贡献专家，北京市授予科技先进工作者，国家人防委授予科研先进工作者，国家建设部授予先进工作者，国防科工委授予献身科技事业荣誉奖章，中国工程院院士等荣誉。

　　学生年代

　　1931年，随着“九一八”事变的枪声响起，日本大举发动侵华战争。这一年秋天，陈肇元出生在宁波城里的一户普通职员家庭。尽管宁波早在18世纪就成为列强侵略下的开放城市，但他上小学的第一天，还是照例要首拜孔老夫子恳求学有上进。当时的动荡时局影响到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和命运，陈肇元至今清楚地记得在沦陷区的宁波城里，每个中国人走过横跨甬江的灵桥时，都必须向站岗的日本兵行鞠躬礼。陈肇元的爱国意识也可能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萌芽的。抗战胜利后，刚念完初二的陈肇元转到了宁波效实中学直至高中毕业。效实中学以学风严谨著称，许多著名科学家都是该校的子弟，比如著名生物学家童第周、地质学家翁文波、首创断肢体再植的医学家陈中伟等，为他的中学教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因为家中弟妹众多，家庭经济拮据，陈肇元上中学的学费和生活费用主要来自亲戚资助。作为长子，家里也盼望他能够早点毕业找份工作缓解家务，这种压力和期盼也使他深谙为人要有一份责任心的道理。“家中父母亲很少关心孩子们的功课，母亲总是教导我们做人要诚实，不与人争。1949年高中毕业，正值宁波解放。当时还不像现在有全国统考，江浙两省考生都选择就近到上海考场。战后的中国大地满目疮痍，铁路、海路中断，我挑着一根扁担，一头挑个箱子，另一头挑个包袱，千辛万苦才来到上海亲戚家中。”一到上海，陈肇元就考取了清华、上海交大等多所大学，那时考大学也比较容易。他听取亲戚建议，为了容易找到好工作，最终选择了近代著名实业家荣家创办的私立中国纺织工学院，学校为大一学生教课的老师多聘请上海交大、圣约翰大学等名校的名教授兼职，但是，他很快察觉到解放后纺织市场的萧条，也觉得不好长期依靠他人资助。学完大一，自觉战后总要搞建设，就报考了国立清华大学在上海招收土木系的转学生。“我是清华的最后一代转学生，自此之后，国内大学之间再没有转学的了”。直到60年后，陈肇元仍认为高校应该允许学生通过考试或考核转学、转系。“刚上大学的学生，往往不甚明确自己的兴趣和志向究竟在哪里。我到清华那年，土木系招进了4个转学生，同时又有6个土木系学生转出到校内机械等系;清华建筑系的许多著名老教授，当初考进清华时，有读航空的、机械的，甚至有文科院系的，一年后他们转到建筑系，后来有些就成为了建筑名家”。

　　当时的清华土木系学生按志愿分成结构、水利等4个专业组。陈肇元最初被分派到结构组。而所谓“结构”，就是房屋、桥梁等土建工程中以梁、板、柱等各种承重构件相互连接起来的组合体，起着支撑整个工程并承受各种重量和力的作用。“我看到清华的校、系图书馆藏书非常丰富，有的课程我只是考前去听，利用缺课时间到图书馆自学。”他认为大学生教育应给于他们更多的自由，不仅要提高自学能力，更应该形成学习习惯。

　　1952年，国家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政府决定全国高校的大三学生都要提前一年毕业参加工作，最后一学期只能突击上专业课。陈肇元说：“毕业时大家坚决服从分配，抢着到最艰苦地方去建设祖国，这样的无私和热情至今让我依然激动不已。”全班约50人，最后分配留校工作的竟多达14人，其中绝大多数到新成立的水利系去了。但是毕业时谁也不曾想到，班上这些满怀壮志、一心报国的热血青年，有些人竟会在5年后的“反右”和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惨遭劫难。

　　教学生涯

　　留校当助教的陈肇元，工作非常辛苦。学校对年轻教师上台讲课的要求很严格，首先要在教研组的会上试讲，请老教师指点后才能过关，晚自习期间还经常要去学生宿舍为他们答疑。除了讲授两门结构类课程外，陈肇元还要参加竹结构研究。当时的校长蒋南翔提出学生干部和年轻教师要“双肩挑”，就是一头挑专业，另一头挑社会工作。他说：“南翔同志的双肩挑办学思想确实有眼光，校内那些双肩挑的学生干部，后来有不少成为中央和地方的高级领导。我的社会工作是担任土木系教师的团支部书记。有半年时间，这些重担压得我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但是一开始压力重，慢慢适应后就变成了习惯，一空闲反而有失落感。别人说我出活快、效率高，其实我不比别人强多少，只不过在时间利用上可能多些投入而已。”工作3年后，陈肇元升任讲师。

　　上世纪50年代初，毛主席号召要向苏联“一面倒”。其时的哈尔滨工业大学集中了一大批苏联专家，几乎全国各地的高校都派教师去那里学习。1955年，清华派他到哈工大当进修教师。“我在哈工大的工程结构教研组工作和学习了两年，教研组的苏联专家是很著名的木结构教授，到了哈工大后当起了李昌校长的顾问。专家知道我在清华做过竹结构研究，就要我当他的研究生。”两年科班式的系统研究，对他科研训练帮助特别大，而且在专家身边，其时轰轰烈烈的肃清反革命运动和“反右”都离他远远的，让他专心做研究。

　　1957年秋回到清华时，清华的“反右”已经结束。“我被安排当系里的科研秘书。回校后的教学任务主要是讲授结构试验课程，并带领同学进行项目研究中的结构试验。从1961年到1972年，除去脱产劳动半年和校内武斗期间外，我完全脱离教学任务搞国防科研。1973年开始我被安排到首都钢铁厂，和工农兵学员一起开门办学。说是开门办学，其实与首钢的工人和生产毫无关系，只是利用厂里的几个工棚，和同学们同吃同住而已。白天在工棚里上课，晚上则是师生‘谈心’。所谓谈心，就是要老师交待‘活思想’，学生帮助老师思想改造。其实，那些学生在心里都很尊敬老师，学习努力，懂得上大学之不易。夜里，师生们挨个排起来，共同睡在用木板搭成的十米长通铺上。这种师生关系现在看起来有些滑稽，不过确实加强了相互间的了解。以后我出差到外地，他们知道了就会来问候，见面时特别亲切。”转自建筑中国网。

　　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开门办学也就结束了。一回到校内，陈肇元即担任了副系主任、地下工程教研组主任和党支部支委三职，并讲授一门课程，主编一本全国统一教材(承担其中大部分的编写任务)，是教研组内工作量最重的。当时中央号召要“拨乱反正”，地下结构教研组被学校认为是一个“整顿就绪的战斗集体”，作为典型进行宣传，拟越级提拔他为教授，连校外也有人知道了。他说：“从1957年反右起到1978年，学校一直没有评过高级职称。系里还有做了近30年的老讲师，名额有限，他们的专业水平比我强，这种典型不能当，当了也难受。”做了23年的讲师，他在1978年升为副教授。5年之后当了教授，已是52岁了。

　　1984年学校任命陈肇元为土木系系主任，因此白天大部分时间他都必须顾及行政工作，晚上才能抓紧时间搞课题研究。“当系主任的4年，我在系里其他干部配合和帮助下做了几件事，一是针对当时工程建设的需要，扩大土木系的专业领域，增设了建筑工程管理专业，和城市交通、计算机应用、建筑工程管理三个教研组;二是调整过剩的教师队伍结构，输送十名副教授到外校发挥更大作用;三是在课程设置上增设了用英语讲授的两门主课和几门拓宽专业知识用的选修课;四是挑选年轻教师和优秀毕业生去国外深造，要他们在国外多干几年，有了一些成果后再归来。”陈肇元说，他对开会最反感，“以往在学校里大事小事都开大会，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大家已经看习惯了，耳朵的吸收能力已相对退化。我当系行政领导，只在过年过节召开茶话会，但每个学期结束，都会写一个书面的工作汇报发给全系教职工。”

　　此外，陈肇元还十分热心工程教育普及工作，担任中国土木工程学会常务理事的20年时间里，发起成立了中国土木工程学会的教育工作委员会，并主持每隔2~3年一次的全国高校土木系系主任工作交流讨论会达十余年之久，这一活动至今还在持续，得到各校的热烈欢迎和支持;在此基础上，一些土木工程房屋建筑专业的专业课老师也组织成立了课程研讨会，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中国知识分子的履历表上，往往避不开那段被“改造”的命运，但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运动之后，陈肇元自觉是个幸运者。“与我同时留校工作的14个同班同学，有4人在‘反右’时被打成右派分子成了‘敌人’，有3人在文革初期就因不堪折磨而辞世。与我同时转学到土木系的3个同学，一个打成右派，另一个在文革中自杀。我只是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因为不满大跃进时校内发动学生乱哄哄的大搞科研，又在刊物上发表了10篇科研论文，成为土木系教师中的头号‘白专’典型;此后近20年，我写过不少研究报告和文章，但再不敢个人署名，只能用工作单位或科研组的名称，其他老师也差不多这样。”文革期间，大批清华教职工下放到江西原为关押劳改犯用的鲤鱼洲农场劳动，回来后多人感染了血吸虫病;陈肇元又很幸运，因有国防科研任务被留在校内。直到1974年，他才下放到北京南郊的团河农场劳动一年。在这个原本也是劳改犯农场里，他当上了养猪班班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