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涛：发动群众与公民参与有天壤之别

朱涛

　　第二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学术召集人，中国建筑传媒奖学术顾问，香港大学建筑系助理教授，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建筑历史与理论博士候选人，ZL建筑设计公司主持建筑师之一。

　　“公民参与”与“发动群众”有天壤之别

　　Q：2009年6月，我就“第二届中国建筑•思想论坛”的主题向你请教时，我本以为你会切合建国60周年提一个重大的主题，但你却给出一个非常民生的思路，并最终确定以“社区营造与公民参与”这么具体的话题作论坛主题。

　　朱涛：“社区营造”主题也很重大啊。这是关于我们中国人，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这么一大堆人，如何好好地把自己安置在一块土地上，如何形成良好的社区环境。如这方面做得好，不仅对我们自己有利，也是对世界可持续发展的一大贡献――你说有多重大!当然它另一方面也很具体，它直接关系到各公民的日常生活，连带着很多细节问题。

　　Q：那“公民参与”呢?

　　朱涛：同样意义重大：公民是社区中的主体，社区是为公民营造的。公民的参与，是良好社区建设的根本环节。记得去年六月初，汶川大地震后不到一个月，我在成都一个震后重建论坛上请教一位规划师，如何看待重建规划中公众参与的问题。该规划师引用了某震区市长的三句口号，认为它们非常精辟，可作为震后重建规划的原则：“相信政府，依靠科学，发动群众” 。

　　Q：这听起来像是政治运动口号。

　　朱涛：绝对是!这三句口号背后的政治思维有相当代表性，值得深入推敲。

　　首先我想说，在一个公民社会中，政府是不能靠道义上的“相信”来运转的。我们毋宁说，恰恰相反，政府是靠法律意义上的“不相信”――靠一系列对它的责权利的明确规范――来运转的。

　　其次我要说，良好的社区营造是没有一门纯粹的“硬科学”可以“依靠”的。社区是指若干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按某种方式，聚集在某个地方，形成一个生活上相互关联的集体。既然牵涉到一群社会性的人聚在一起，那么社区营造就不仅是一堆硬性技术指标的堆积和硬件设施的打造，它还关联着软性的良好社会关系的建设。可以说，社区营造的每个环节，都是某些理论、观念、政策和当下特定的社会状况，以及众多相关的个人、团体的愿景和力量之间相博弈，寻找综合平衡的结果。综合的社会性，而不是纯科学，往往是社区营造中的主导因素。

　　第三个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社区主体的公民，究竟如何能积极参与到社区营造的过程中呢?显然，不同的社会状况下，对“公民参与”的定义和实现程度很不相同――我们需要花大力气来探讨。但无论如何，我想强调的是：“公民参与”不等同于“发动群众”。这两句被那个震后重建论坛上的规划师等同起来了，而它们也确实在中国当代政治话语中被频繁混用，但实际上二者间有着天壤之别：“公民参与” 中的“公民”是主动的主语，“发动群众” 中“群众”是被动的宾语，这两者体现着人的政治角色和地位的根本不同。

　　在“发动群众”中“群众“是被动的客体

　　Q：能否举个具体的例子来说明二者的不同?

　　朱涛：我举两个极端的“社区案例”，一个发生在1950年代的北京，一个发生在近几年的西安。两相对比，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社会在“发动群众”与“公民参与”这两极之间发生的巨变。

　　1958年“大跃进”开始。某种意义上说，当时整个国家的社会生活就是靠“发动群众”，靠那些自上而下、一级级的“动员大会”，经常是“紧急动员大会”，来推动运转的。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1958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紧急动员”各级领导，一致通过决议，要大炼钢铁，要大搞人民公社等。

　　值得一提的是，那次会议还决定了，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要在北京兴建一批包括人民大会堂在内的重大工程，以及天安门广场的改建，所有工程都要在1959年国庆节前竣工。这样倒计时推回来，所有项目都不得迟于1958年10月动工。除了设计、备料等一系列巨大挑战外，国庆工程用地上的拆迁成了迫在眉睫的事。

　　这是典型的中国式的“时间紧、任务急”：政府要在一个月内拆除18，000多间房，迁出5000多家住户，而政府甚至都没来得及给拆迁户建新房，那拆迁户如何安置呢?――靠发动群众!北京市副市长马上召开“拆迁户动员讲话”，号召拆迁户们“体谅政府的困难，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服从整体利益，克服一切困难，忍耐一时的不便”，马上搬出去，为的是“尽快的把我们伟大的六亿人民的首都建设成更加壮丽的近代化的城市”。

　　但大家往哪儿搬呢?有四种出路：一是靠单位解决，二是到亲戚朋友家里“挤一挤，调剂一下” ;三是区内乃至全市动员，降低人均住房标准，帮着腾地方出来;四是实在还解决不了的，最后才由房地产管理局调配房屋分发。

　　Q：这是有点夸张。

　　朱涛：据王争鸣主编的《奇迹是怎样创造的――人民大会堂建设史话》记载，北京各有关区人民委员会也紧跟着开各种动员大会。不少居委会主任争着在会上表态，互相开展挑应战。西城区北新华街办事处第23居委会甚至还提出口号：“全体总动员，自己找房源，愉快搬迁走，一定不拖延”。据说不少群众听完动员报告后，连会后文艺节目都没看，就赶紧找房了。有的人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住房，一家分到几处去住。有的人将物品寄存在亲戚家，自己去单位住宿舍。实在找不到住房的，只要分给房子住，即使很挤，离工作地点很远，都没有怨言，大家说：“国家建设是大事，只要有房住还讲什么条件”。总之，按官方记载，一个月的高速拆迁工作中从始至终，没有人要条件、讲价钱，没有发生一起“钉子户”――“创造了拆迁史上的奇迹”。

　　在这些官方叙述背后，当然有不和谐音。一位北京前辈就告诉我，有些本来一家住一套四合院的居民，一下子给塞进来好几户新人家来住，难免有情绪。拆迁工作人员便过来做思想工作，做不通就说狠话：“毛主席向你们借房，还不行吗?!”有些群众听完动员报告后很高风亮节，立马搬到亲戚朋友家挤着住。但过日子毕竟不是一时情感冲动的事，几年下来，房主房客间的矛盾日渐激化，摩擦开始频繁产生。但不管怎样，这些矛盾很快就被政策的巨大转型给碾平了：政府开始迅速对私有房产进行公有制改造。先是在1958年对相当数量的私有房产实行统一租赁和修缮的“经租”政策，然后于1966年文革初期大规模接管私有房产，将其充公――这下反正一切都属于公家、人民的了，原来户主和挤进来住的房客之间的主从关系也一下不存在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不是被解决了，而是被公有化的车轮碾过去，压平了。

　　这就是极端形式的“发动群众”：“群众”是个被动的客体，被某种外在力量――行政指令或道德感召――“发动”起来，集体性地奔向一个由别人设计好的目标。“群众”是个集体名词，是不会作为个人存在的，因此就不存在着个人利益一说。

　　“公民参与”中的“公民”是积极的主体

　　Q：我们今天说的“公民参与”和前面的“发动群众”全然不同。

　　朱涛：“公民”是积极的主体，是在权利和义务上都有着明确法律规定的个人。他们以一定方式组织起来，主动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既不是迫于外在的驱动力，也不是为了奔向别人预设的目标，而是为了行使他们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为了使得社区建设得更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和愿景。

　　Q：那关于“公民参与”的例子呢?

　　朱涛：我想举西安老城区中鼓楼回民区的洒金桥-大麦市街改造项目为例。香港大学城市规划系博士生翟斌庆长期跟踪该项目，收集了翔实资料，对我们认识“公民参与”很有启发。

　　鼓楼回民区是西安老城区中仅存的几个历史街区之一，近年来，对它的保护、更新和开发成为各方关注和权利博弈的焦点。实际上，该地方莲湖区政府早在1998年就提出要对大麦市-洒金桥一带进行改造，但遭到当地回族居民们的强烈反对。2004年，西安着手编纂第四次城市总体规划(2008年5月被国务院通过)，将老城区划定为商贸旅游服务区，意在积极发挥老城区对整个城市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也就是政府喜欢说的“文化搭台，经济唱戏”。2005年，西安市规划局出台了相关政策，正式拉开了洒金桥-大麦市街改造项目的序幕。该规划项目由区政府牵头，开发商介入进行房地产开发。在规划中，大麦市街和洒金桥街道将被拓宽，回民们世代承袭的“依寺而居”的“回坊”街巷民宅将被拆除，取而代之的将是成片的大型仿古商住楼，而原住民将被分散安置到远离老城区的二环以外――这其实是中国目前老城改造的通常作法。

西安鼓楼回民区洒金桥-大麦市街一带街区生活现状

政府公布的洒金桥-大麦市旧城改造规划效果图

洒金桥改造方案公示以及当地居民与地方区政府对话场景

　　出于对其传统经济生活方式、宗教文化信仰的维护，当地居民强烈反对该规划方案。他们自发组织起来，抵制强制性拆迁，对拆除沿线的房屋进行逐楼逐户的保护和争夺，并进行社区居民民意调查。调查结果是，居民们对政府规划方案的支持率是0%，而居民们自己推出了支持率高达93%的改造方案。该方案与政府方案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原住民要求就地安置，尽量保留他们特有的社区组团模式。

　　经过居民们与各级政府之间坚持不懈的交涉与对话，到了2008年底，区政府终于让步，将之前颁布的改造工程搁置下来。西安市规划局也开始重新审视其原有规划方案，试图重新提出一个能让大多数居民接受的改造方案来。这是一个在当代中国，公民在拆迁维权中少有的成功案例。

　　Q：据我了解，其前程仍至今未卜，只能说是暂时的成功。

　　朱涛：即使是这样，它仍给我们很多启发。第一，社区营造的首要问题是一个公正程序的设置问题。很多政府、开发商连同规划师和建筑师，想越过这道程序，直接将社区营造缩减为一个空间美学问题，指望在“规划公示”中陈列几张漂亮的效果图，摆一堆沙盘模型，放几段煽情的动画就能解决问题。不，现在居民不再是大跃进时代的盲目被动的“群众”，会轻易被美好的图像迷惑，全然放弃自身利益。他们有了越来越强的公民维权意识，他们首要追求的是在决策过程中有机会表达自己的空间诉求，伸张自己的空间权益。

　　第二，当公平公正的决策程序尚未建立起来时，公民们就自己组织起来，督促政府来建立这种程序。非常关键的是，西安鼓楼回民区的居民们之所以能如此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自发组织各种行动，甚至提出建设性意见，是与当地居民间的紧密邻里关系分不开的。事实上，由于宗教信仰的亲和力，当地很多家庭间不单是邻里关系，还有着基于亲属与血缘关系上的亲情关系――这千丝万缕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把他们联为一个有强大凝聚力和行动能力的社区。

　　第三，鼓楼回民区居民这种紧密的社区网络促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社区的本质内涵。在对旧城保护和改造中，除了房地产开发的经济帐要算，除了城市建筑的外在风貌要保护，那种原住民之间紧密的、极富人情味的邻里关系和社会网络，那些浸透着历史记忆，又在以活生生的方式进行传承的社区文化传统，难道不是老城区中最值得珍惜的社会和文化资源?原住民们一旦被打散，迁到城郊，这种社会、文化资源便被毁于一旦，永远恢复不起来了。事实上，拆除老街坊，将居民打散外迁，再修一片商业性的仿古街区，这种粗暴的旧城改造运动现正在全国风行，它们不但有违城市空间运作的公正性，也是对我们丰富的城市文化的根本性破坏。

　　推动公民社会建设规划师和建筑师可以做更多

　　Q：在今天的旧城改造上，似乎政府并不关心这最后一点，规划师、建筑师也不关心。

　　朱涛：规划师、建筑师有时关心，但大多只在审美层面上表示表示，无法在社会运作层面上参与。比如韩国建筑师承孝相曾在一个题为《文化痕迹》的演讲中介绍他对北京前门地区某居住项目的设计构思。他很真诚地说，原四合院社区已经被拆除殆尽，但一些文化上的痕迹值得保留，比如一些树、石碑、水井、照壁等片断。

　　一方面我欣赏他在设计上的敏感性，但同时也感到一种莫大讽刺：这些在建筑师看来饱含诗意的文化痕迹是怎么来的?是原住民在日常生活中一点点地“书写”出来的。而现在这些人文风景的书写者们都到哪里去了?都被赶到五环路以外去了!政府和开放商关心的就是拆毁基地上的所有四合院，请一个有品味的建筑师来，设计一片“高尚四合院”：向下掘地十几尺，修几层地下室容纳车库、游泳池、酒窖等，再在地上重修出一两层的房屋，模仿以前四合院的空间模式，吸引一大堆富豪入住。而那些被细心保留下来的老百姓的“文化痕迹”，居然还在可怜巴巴地点缀在这高尚社区中，散发出一点点旧日的风情和诗意，这难道不是对这个时代的讽刺?

　　Q：可是，通常建筑师除了做这些审美式的设计，他们似乎也并没有更多的权力干预项目运作。

　　朱涛：确实是这样。很多规划师、建筑师也都会说：照目前的社会状况，因他们的实践模式所限，他们其实做不了什么。很多人看到我们的“走向公民建筑”的口号，陷入鸡生蛋――蛋生鸡的逻辑怪圈：“没有公民社会，哪来公民建筑?”还有很多人整天挂在嘴边的是：“问题全出在“体制”上，体制不变，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但所有这些否定性的言论，不管有多少客观理由，在关于公民社会建设的讨论中是没有意义的。更糟的是，它们经常成为懒人们推卸责任的借口。

　　用建筑师刘家琨的话说这是“儿子的逻辑”――总指望老子来打理一切。公民社会本来就不是天上掉馅饼，自动掉下来的，它是靠大家一起努力建设出来的。“走向公民建筑”是一个过程，是“建设公民社会”过程中无数环节中与空间建设密切相关的一个环节。在这个过程中，规划师、建筑师当然没有凌驾一切的权力，但他们有其独特的角度和力量，正如律师等等所有行业都有他们各自独特的角度和力量一样。既然在公民社会建设中，有这么多行业都在努力，都能做贡献，为什么规划师、建筑师就要成为例外?!

　　Q：“中国建筑思想论坛”关心的不是“我们做不了什么”，而是“我们能做些什么”，“如何能通过各种努力来促成一些变化”。

　　朱涛：是的。Q的这次论坛，围绕“社区营造和公民参与”这一主题，邀请了一批广义上的空间知识分子，跨越专业界限来探讨问题。比如请新华社高级记者，城市文化学者王军来介绍几个月前发生的，北京北总布胡同24号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存废之争。看到该故居正在被拆毁，王军马上在个人博客上呼吁保护，随即引发媒体、网络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和支持，最终促成国家文物局、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北京市文物局作出决定，使这处故居得以保留，并且还促使了北京市着手进行《名人故居保护管理办法》的立法调研工作。

梁思成林徽因故居倒座房建筑遗存

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为台北县新店阿美族溪洲部落作参与式规划讨论会现场

　　我们一定要珍视该事件的深远意义，这戏剧性的故事不是靠纯偶然能发生的：正是写出《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等书，对北京城和中国城市建筑的历史文化和当代状况有深刻洞察的学者王军，才深刻地理解梁思成-林徽因故居的文化价值，认为它值得保留和珍惜;正是熟知政策导向、法律规定、媒体运作和有着强烈参与意识的记者王军，才能引发广泛的社会力量支持，最终取得这场遗产保护战役的成功。与西安鼓楼回民区居民直接为自己的空间利益进行维权的行为不同，王军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公民参与样本：一个对空间文化有深刻理解的知识分子，通过媒体和社会力量，最终能促进文化政策的调整――该事件的社会、政治意义远远超越文化遗产保护本身。

　　Q：台湾的建筑师在这一块一直很有作为。

　　朱涛：台湾有一批突破了传统实践模式，能真正强有力地展开社会参与式设计的规划师、建筑师。比如台湾社区运动的领军人物，台湾大学建筑与城乡研究所所长夏铸九，他将为我们综述台湾在政治民主化、经济高速发展、公民社会逐步浮现的过程中，其草根社区运动的发展脉络。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还会通过他们做的台北县新店阿美族溪洲部落的参与式规划案例来说明，在对有着独特文化传统的原住民部落规划中，规划师不应该在现存城市框架中将这些原住民进行简单地排斥或者同化，而是应该激活原住民部落自身的力量，帮助他们强化自身的社区主体意识，让他们更紧密地联结起社区团结的网络，更主动为自己争取权利。用夏先生的话就是，让他们“由自在的阿美族，形成自为的都市原住民，形成自为的市民，成为台北城市的市民。”

　　夏铸九的这个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社区建设上，内地与台湾的巨大差距：前面提到的西安鼓楼回民区自发组织的维权行动中，完全没有得到规划师、建筑师等专业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居民们向政府建议的旧城改造方案就是两段简单的文字描述，连一张专业的规划图都没有。而在台湾，在台大建筑与城乡研究所这样的研究和设计机构里，帮助社区走向自治，最大化地伸张居民的空间权益，已经成为城市和建筑专业人士在空间实践上的一种有意识的追求。

　　再如论坛这次请到的十五年来扎根台湾宜兰县的建筑师黄声远。他直接和当地百姓、官员和施工队交朋友，从本土文化、生活和地景地貌出发，创作出一大批公共文化、生活设施和住宅等项目。这些作品既充满着对地方民众的认同和关心，又具有着感人至深的艺术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