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城市形象的把握极大借助于建筑色彩的构成和样式。当我们想到一个有特色的城市，或者身处某个城市之中，随之就会形成对该城市或明快、或厚重、或大气的构思与色彩联想，良好的城市形象与建筑色彩的组合，能使人产生愉悦的视觉享受，反之，亦会造成人与城市的疏离感，减少城市的吸引力，归属感淡薄。因此，检视色彩之于建筑的美感以及建筑色彩之于城市形象的宏观塑造，对于城市设计和城镇化建设极其重要。
十九世纪的法国画家保尔塞尚说过：“色彩是无比绮丽与丰富的，而且明朗。物象好像都在思考，大地朝向着空中上升，幽冥的空气流向热爱。”
诚然斯言。色彩能够表达感情，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但是当人们面对建筑的色彩时，免不了带着文化传统所赋予的联想；同时，建筑色彩也是城市景观的重要内容，体现着城市性格与心情。红墙黄瓦在中国建筑上的神圣性远超过西方，犹如白色墙柱对于西方建筑的意义。但是，通观两大文明的建筑文化源头，在建筑材料、构造方法与制式形体等方面，具有显著的相似性，可在细微的差别之下，也使得建筑用色的分歧转化文明发展脉络的异路。
中国古典建筑物的颜色很大程度上依赖材料本身的物理性能。砖瓦、石头、金属、木材等建材本身色泽各异，加之在使用过程中的巧妙组合，形成了很丰富的色彩形式。白色的栏杆和台基，这是汉白玉或花岗岩等石材所为；屋面和墙体的颜色主要来自于砖瓦的色彩限定，古代以青砖为主，徽州民居那暗灰的身影便是佐证。
但是，伴随社会等级制度的确立与完善，色彩承担了宗教与政治的角色，从西周开始便为“明贵贱、辨等级”所用。色彩成为政治礼仪的附属工具，秦朝“别黑白而定一尊”，汉代则在“阴阳五行”学说日趋成熟的基础上，发展出了一直延续到唐朝的建筑外露部分以朱红涂木料、墙面涂白粉的组合方式，简洁明快，生动有力。
从北魏开始，琉璃瓦开始大量生产，“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从此，琉璃瓦屋顶开始涌现于建筑之上，杜甫诗言“碧瓦朱甍照城郭”，应是琉璃瓦的形象写真，北京故宫内的黄色大屋顶，也是琉璃对于构造中国建筑丰富色彩的杰作。随着制作技术越来越成熟，使用琉璃瓦色经历了由繁入简与由简入繁的发展过程。清朝时期建筑用色上精于抽象的归纳，重在庄重、典雅、品位，忽略繁缛的装饰，成就了中国建筑的另一番风貌。
大理石是古希腊和古罗马建筑的基本材料，纯白表面在阳光照射下熠熠生辉，晃动而强烈的反射光让人眩晕，于是红、黄、蓝等色彩点缀着纯白建筑柱面，组合成了古希腊建筑的经典饰面。古希腊建筑色彩反映了当时的宗教观，色彩具有显著的象征意义。红色为底色、黑色为图案营造华贵感，红色象征火、绿象征水、紫象征空气，蕴含着对世界起源的遐想。帕特农神庙纯白的石柱上配有红蓝原色的连续图案，还雕刻金色的花圈，色彩绚丽无比，可并不失庄重之感。
那些五颜六色的点缀物就是“涂料”，它与大理石的完美结合，色彩外衣是“肉”，给予了作为“骨头”的大理石以生机和活力。这些从墙体上挂“饰物”发展而来的装饰技术，一直延续至今。到希腊克里特岛的游客，一定会对整个城市一年到头粉刷白色涂料惊讶不已，几千年来，爱琴海坚守如一。
涂料是建筑最微妙、最无行的外衣，用它可以达到双重显效，一是装扮建筑外观，一是覆盖建筑石料，从而使建筑更佳地融入整体景观之中。“色彩”在西方古典建筑中两条基本功用在此得到很好体现：一是美化，一是遮蔽。这与中国建筑用色传统很接近，但亦有区别。美化功能上，中国更多是与绘画发展同源，并受社会政治状况的限定；而欧洲建筑则更多关注气候和生活习惯，宗教和政治影响次之。遮蔽功能上，西方传统是追求建筑外观的和谐，通过表面物质形态的改造，使得组织形态上呈现有节奏的态势，具有某种构造的层次感；而中国建筑则为了遮蔽易朽的木料与部分工艺的粗劣，通过施用大量的彩色来遮盖。
在漫长的社会发展中，建筑色彩演绎了宗教、政治、文化与社会的交响曲，从独奏到协奏，再到合唱，“凝固的音乐”渐趋丰满，建筑色彩的表达与建筑形式、城市景观契合越来越紧密，过渡到现代建筑之路之后，却迎来了180度大转弯，人们开始怀疑色彩的表现力和深层内涵之间的关联性。这实在有点令人困惑。建筑色彩表达着城市的心情，应该是不争的现象。突然间转弯了，转向何处？只有静观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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