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建筑

　　淮海路一带的魅力究竟在哪里？本书汇聚了上海曾经沧海的30位作家、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和深刻领悟，将带你走进这个上海滩最时尚的区域。在上海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世界，它可称其为上海时尚的最高领地，也是中国时尚的发祥地。

　　别具一格的药草园

　　我在卢湾区出生并一直生活了30多年，老家在崇德路，曙光医院南面的一片石库门建筑里。在我家的露台上，一抬头就看到两幢高楼并肩耸立在眼前，那是赫赫有名的济南路8号，上海地产业的双子星，据说每平方米售价超过8万元。而在我读小学时，好几个同学家就住那里，不过是一片低矮破旧的两层楼平房，街角还有一家烟杂店。转眼间，这一带已是沧海桑田。

　　等我读中学，我与几个关系挺铁的同学常常勾肩搭背到处游逛，巨鹿路也在我们的踏访范围。与巨鹿路平行的、并且长度相当的是长乐路。在上海方言中，“乐”与“鹿”谐音，那么在我的印象中，它们更像是一对姐妹路。

　　与这两条马路平行的是淮海路，即使在乱云飞渡的年份里也是上海热闹的街市之一，商店鳞次栉比，行人熙熙攘攘，两边的梧桐树又粗壮又高大。我们在马路上又说又笑地闲逛，可以闻到哈尔滨食品店的奶油香，可以看到老大昌的点心师在玻璃橱窗里裱奶油蛋糕，走累了还可以看看比乐中学门口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更因为那里有一家“淮国旧”。那个时候，它是上海人的梦碎之地，我记得商店的天花板上挂着密密麻麻的裘皮大衣，柜台里进口手表挤作一堆，还有不少小提琴像火腿一样挂在墙上。当时我们正在学拉小提琴，“淮国旧”里的小提琴就成了我们“远道而来”朝拜的理由。那些小提琴都是正宗的进口货，要价也不过一两百元，但我们根本买不起，只能听营业员―――一个老克勒―――瞎聊小提琴鉴赏方面的知识。

　　逛了“淮国旧”，从后门出去便是长乐路，那里有几大间临时搭建的违章建筑，红木家具堆得像小山那样高，一张红木三曲腿八仙桌只卖20元，放在今天，没有2万元别想搬走。朝北走几步，便是比较宁静的巨鹿路了。

　　我们去巨鹿路，是因为有一个老师的家在那里。准确地说，那是一位优雅漂亮的女老师，而且教我们英语，相比化学老师、语文老师，英语老师不知为什么总是带了一些洋气，从举止到服饰。我们哥几个都对她颇有好感，我们就跟踪她回家，或者到她家门口的马路对面，看一会那扇窗，期待她在窗前梳理她那长长的秀发。

　　若干年后，我在新民晚报大楼上班，每天骑自行车经过巨鹿路。有一天，抬眼寻找那个窗口，发现有了变化，它的上下两层成了一家小饭店，门口站着一对石膏的西洋美女雕塑，那个窗口则半拉起两块紫红色的、有点污渍斑斑的窗帘。不知为什么，我突然有如释重负的感觉。

　　现在，它成了一块绿地，辟建为别具一格的药草园。据说绿化部门在这里种植了120多种中草药，每种草药前还插了说明牌。有一天我在路边停下自行车，独自一人走进它的怀抱。贪婪地嗅着芬芳的气息，寻找我曾经饮服过的草药，比如板蓝根、当归、车前子和薄荷等。我还发现了欧洲人用来做美味佳肴的迷迭香。突然，埋在泥土中的无数个铜喷嘴一起喷出水花来，很快形成一团与绿化面积相当的雾气，营造起一个湿润的小气候。我的头发被淋湿了，眼镜片也被溅上许多水珠，眼前的景物模糊了，但心里相当的愉悦。在药草园西边不远处有一幢西洋建筑孤零零地耸立着，那是作为优秀历史建筑正在进行保护性修复的中德医院旧址，这幢具有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在上世纪40年代，上海沦为日占区后一度成为赌场，建国后成了医院。

　　享誉海内外的画家贺友直

　　在巨鹿路上略向西行几步就是与此相交的富民路。这里在旧时也是藏龙卧虎之地，好几位银行家就住在这里，比如中国银行南京总行的经理吴震修、浙江兴业银行的董事长叶景葵，民国元老张静江的弟弟、原通易银行的老板张澹如。这里还有一片盐业银行和金城银行的职员宿舍。这条路上还有几位名重一时的人物，比如李鸿章的孙子李厚甫，盛宣怀的儿子盛恩颐(盛老四)，还有著名篆刻家陈巨来。

　　巨鹿路的斜对面，就是贺友直老先生的家了。

　　贺友直的家在一幢石库门房子的二楼，很陡的楼梯摸上去，就到了。那是一间20几平方米的前楼，夫妻俩加一个女儿挤在这个屋檐下，睡觉、画画、会客、吃饭都在这里，老画家说：“我这里叫做一室四厅。客人来了，泡茶，八仙桌边请坐，就是客厅;吃饭了，摆上碗筷，就是餐厅;要画图了，在桌上铺一块七夹板，就是画室;晚上睡觉，钻进布幔后面，往床上一躺，就是卧室啦。”

　　贺友直是享誉海内外的画家，尤其是连环画，其泰斗级的地位无人撼动。他之所以能娴熟地把握旧上海的世象及各式人物的神态，与他的坎坷经历有很大关系。贺友直从小失去母亲，靠姑妈抚养，只读过小学，虚岁16时跟大叔到上海讨生活，学过生意，当过教师，穿过军装，也失过业，尝尽了人间的酸甜苦辣，读遍了各种内容丰富的脸面。直到建国后，他才进入正规美术出版社工作，当了一名画家。所以，他的作品始终洋溢着暖人的人文情怀。

　　贺友直谈起他画过的《山乡巨变》、《李双双》、《十五贯》、《皮九辣子》、《小二黑结婚》等在新中国美术史上奠定其地位的几本连环画，说：“我在创作之前总要深入生活，在农村一待就是小半年，生活艰苦，但收获很大，回上海时总能带回一大包素描。”

　　他还绘声绘色地谈起年轻时在金荣大戏院看白戏。“那时候我在学生意，趁外出办事的机会，就溜进戏院里，先装作看大厅里的明星照，等检票员差不多‘下岗’了，就侧身钻进布帘里。开始坐在最后一排，过一会走到前排，看到有空位再大模大样地坐下去。当时日场的观众较少，我就钻得进空子。我进去看时，因为演了一会，倒都是大轴戏，真过瘾。后来有点闲钱了，我还在三楼的‘吊脚包厢’看过戏。当时的演员唱功好，不用麦克风，在三楼照样听得清清楚楚。”

　　贺友直对清贫的生活已经习惯了，跟左邻右舍也谈得拢。“邮局寄来汇款单，邻居会帮我收下。大家吃点啥，家里来了什么人，甚至小毛小病，都知道得清清楚楚，相互关照。我舍不得他们。”

　　有一次，画坛晚辈汪大刚为他在城郊布置了一套画室，请他与老爱人搬过去住。但住了半个月，贺老就逃了回来。他说：“那里条件确实好，但住在陌生的新房间里，心里不踏实，脑子也短路了，手脚不知放在哪里好，根本画不出来嘛。”

　　一回到巨鹿路老家，他就“活过来了”，几杯老酒下肚，哼几声京戏，毛笔在砚台上那么一舔，宣纸上的各色人物就呼之欲出了。

　　长乐村与丰子恺

　　每天上班的路上，我都要经过一段陕西南路。在由南向北接近长乐路时，总有几排西班牙式的住宅楼房映现其右，这一块花园小区就是陕西南路39弄，每每瞥见它，我会想起一张丰子恺的老照片，大概是摄于五六十年代吧，只见老人长髯飘拂，含笑站在弄口，身后清晰地露出一块横匾，是他自己题写的弄名：“长乐村”。

　　在上海，陕西南路还算不上是一条很有特色的路。与周边的几条相比，论繁华热闹，她不及淮海中路;说诗意优雅，她不及茂名南路;即使要讲闲适幽静，她又略逊于西边那条短短的东湖路了。然而那些繁华和优雅，在我的心里都无甚紧要，由于丰子恺先生之缘，陕西南路这一段，就美妙得不一般了。每次经过长乐村时，我都会放慢速度，透过栅栏中绰绰约约的身影，期待着一种与大师邂逅的幻觉。

　　丰子恺是一位开朗随缘、豁达善良的人，自从1954年9月迁居至此后，他的晚年便留在了这里。据说此地原属德国侨民的乡村俱乐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又归法租界管辖，名为凡尔登花园。直至今天，我们依然可见临街有一家酒吧挂着“凡尔登”的招牌，想必就是沿袭了花园旧名。丰子恺居住的也是靠近路边的一幢：39弄93号。从建筑外观看，这几排西式里弄的格局一仍其旧，似乎还是能依稀感觉到当年的情景，院子前花木扶疏，环境幽然。二楼的朝南窗有个小阳台，阳台中部呈三角梯形凸出，并形成房屋中心的尖顶状，线条夸张又不失美观。丰子恺的书房就在此二楼的南窗内，白天则坐拥阳光，夜晚可穿牖望月，所以他将自己的书房命名为“日月楼”。后来，著名学者马一浮，也是丰子恺非常敬重的一位先生还专门为他的日月楼写了一副对联：星河界里星河转，日月楼中日月长。

　　丰子恺曾经对人生有过非常精妙的“三层楼”之析，他说人生好比爬楼，第一层是物质生活，第二层是精神生活(艺术)，第三层才是灵魂生活(宗教)。一般懒得爬楼的人，就住在一层楼，享受锦衣玉食，孝子慈孙，也就满足了;脚力好的，会爬到二层楼去玩玩，琴棋书画，赏心悦目;再不满足，就要登上三层楼探求人生之究竟了。因为这类人认为财产子孙不过身外之物，学术文艺也只是暂时美景……所以，他们就是宗教徒了。丰子恺认为他的老师弘一法师便是这样一层一层爬上三层楼的，而他本人“脚力”差些，故惭愧地停在了二层楼，有时只是向三层楼望望而已。

　　笔者曾专程去拜谒过桐乡石门湾的丰子恺故居―――缘缘堂，然而同在一域的日月楼，虽天天走过，却从未履足。在写此小文的前一天傍晚，再次经过陕西南路时我忍不住拐进了长乐村内转了一圈，感受一下先贤踏过的花园、小径，在星月下我依稀看见93号的门牌，左旁的小木牌上写着：

　　爱国艺术家丰子恺1954年我未敢叩门，怕打破心中固有的神秘。或许今天门内住的是谁对我已不重要，而在我的心里，在陕西南路，就仅仅是门旁的这块小木牌，已给我留下了永远无限的遐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