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时报》近日刊登了一组在北京四合院拍摄的画面，介绍了那些住在老北京的外国人，记者还对北京四合院的变迁进行了采访，希望用文字和镜头记录下那些逐渐远去的历史痕迹。
老北京的保护者们现在四处奔波，试图保护那些尚存的四合院。但他们不得不面对另一种无声的破坏，即“四合院的中产阶层化”。北京城里逐渐增多的上流阶层和富有的外国投资商，都垂涎于老北京市郊原汁原味的老房子。随着旧屋被高价转卖，富有的人们住进了旧屋，但这些充满历史韵味的区域性格，却在他们全新的生活方式里被抹煞。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时，四合院的居住形态通常是两代或者三代人住在一起。街道两边开始林立着小店和食品摊位；站在胡同口一望，老年人躺在折椅里打牌，自行车密密麻麻地排在胡同两边。而如今，一对家境宽裕的夫妻往往是带着一个彬彬有礼的孩子，住在曾经挤满十几个人的四合院里。他们不再把厨房搬到庭院里进行露天烹饪，也再也不用走到胡同底去使用那唯一的一个公共厕所，他们把厨房做得充满艺术感，在浴室里装了桑拿浴和水疗装置，将私家车停在地下停车库――有一个住在四合院里的中国人，甚至在庭院里建了一个地下游泳池！
北京胡同的身世
北京胡同可以追溯到13世纪，当时开辟元朝的蒙古族人将北京想象成一个巨大的棋盘，在京城里划出一个个规整的格子。在最初的规划里，公共区域向胡同深处伸展，而私人生活则隐蔽地藏在砖墙背面，每家每户带有自家的小花园，阳光洒进花园里。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北京进入人口激增的年代。于是三四户人家不得不搬入一个四合院，虽然该四合院的所有权往往只归属于一户人家。于是，连最初空间充裕的四合院也都逐渐变成了贫民窟。从90年代早期开始，北京大规模地整修老宅。市场经济的发展，加速了北京现代化的步伐，却也默默地加速了传统建筑淡出历史。
天安门广场南面的前门区域以前是北京普通百姓聚居地，这一带曾经七拐八弯地聚集了很多胡同，还有不少茶楼和戏院。现在的前门区域，只有老北京的城门还屹立着。
胡同和四合院保卫战
胡同以及胡同所代表的老北京文化记忆如此迅速地衰竭，让京城的知识分子开始大声疾呼。
出生于北京的法国女子华新民和新华社《望》周刊的记者王军开始组织保护老北京的活动，他们撰写了很多相关文章，引起了西方媒体的注意。最终，保护老北京的建筑文化，成为一种国际声音。那些建于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间的四合院民宅是保护的重点，因为原汁原味的历史感应该被彻底保留，而不能轻易地一笔勾销。
在筹备2008年奥运会的过程中，北京市政府也开始关注民间保护老北京建筑的声音。政府出台了一个保护计划，在城市核心地带圈了25个值得保护的历史区域。虽然在执行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些阻力，但老北京建筑被破坏的速度，在近年明显放慢了。
北京胡同的命运，不能单纯地归咎于政府或者无情的地产开发商，对老建筑的破坏某种程度上也是很多中国人对新的居住条件产生期望的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并不向往住在四合院里，相反，住在政府建造的楼房里，在那个时代才是社会地位的象征。而另外一个原因，是四合院居住的安全感缺失。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让贫富差距日益拉大。前卫建筑师严翁认为，只有住在有大门、有保安、有安全监控的小区里，“居住才有安全感”。
改造的难题
北京胡同的改造，还有一种新的形态是属于更多人的，譬如紫禁城东北面的南锣鼓巷。这里曾经鱼龙混杂，拥挤的四合院和杂乱无章的店面堆砌在一起。而开发商改变了它日趋衰老的居住形态，把那些店面统一包装，租给卖旅游产品的店。如今走到南锣鼓巷，更像走到了美国纽约SoHo区的Prince大街，开放式的商场，充满历史感的外观，拿着旅游书的游人如织穿行，他们并没有什么购物目的，只是为了感受一下这营造出来的北京式文化气息。
走几步到胡同深处，就看到一个门上挂着手写的广告牌“欢迎参观传统四合院”。于是，我们敲门，一个瘦弱的老婆婆开了门，她儿子在角落里修自行车，而她则执意把我们带到了厨房，那里挂着一些黄脆的老照片，是她最骄傲的宝贝：“这是我祖父，他是一个飞行员。”
悲哀的是，所有的建筑历史学家都知道，那些和贫穷阶层相关的建筑，才是最有保护价值的。财富的匮乏让他们只能考虑生存，而没有多余的闲钱来翻新自家屋子。当一个有钱人进到老宅，他往往是恨不得开一台推土机进去的，只求保留一个外观，里面却要装修得现代而富丽堂皇。
如今，司空见惯的场景是，人们推倒五六十年代建造的复合公寓，并重建更高的楼房。德国建筑师RemKoolhaas近日似乎走遍了中国，他提出一个让人惊讶的观点。他觉得政府指认某些历史性建筑为“地标”并加以保护是不对的，“无论是胡同还是60年代政府造的复合公寓，都应该统统保护起来”，这样“才可以保留历史的每一个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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