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成伤疤，建筑师负几多责任

　　著名建筑师、两院院士吴良镛先生再次猛烈抨击中国城市建筑的“畸形”兴旺，“动辄花费十亿、十几亿、几十亿，中国是不是已经成了最大的建筑浪费国家？”他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极其错综复杂，既是全球化积极作用与负面影响的产物，也是建筑界思想混乱的产物，“是我们社会包括我们同行们“造神运动”的产物”。
　　

　　类似的批评声音，在吴良镛先生那里其实是一以贯之的。 2006年在论及京津冀地区的城市发展时，他曾说：“现在的危机在于，在西方往往只是书本、杂志或展览会上出现的畸形建筑，在北京真的盖起来了。”2007年他又批评说，中国的建筑学者学习西方的多，相反对中国自己的东西学习得少，挖掘得不够。

　　我对吴良镛的直言不讳充满敬意。“畸形”的说法，也印证了一般市井细民对于眼下城市建筑的大体感受。我们的城市正在以其无与伦比的庞大、坚硬、怪异，与“人”的需求越来越遥远。原本为了庇护人的建筑，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扭曲变异着。而且，更可忧虑的是，全国各地的中小城市正在以大城市为榜样，开始着前赴后继的建筑大跃进。

　　
　　然而，对于吴良镛指责的建筑界思想混乱、建筑师咸与“造神运动”，我认为论断难免有些失之单面，未能切中肯綮。自责太过，则有掩盖真相的可能。也就是说，中国城市建筑畸形兴旺，建筑师群体固然有责任，但似乎不能仅仅把板子打到建筑师的屁股上。
　　

　　一者，建筑师是干什么的？简单说，就是具体建筑的设计者。城市自然是由一个个建筑组成的，而中国城市的畸形，却远远不是一个两个具体建筑的畸形所能概括的，它应该是一种整体性的迷失。只要对国情稍稍有些了解就能明白，在中国城市建筑上有发言权的，并不是建筑师，哪怕是像吴良镛这样顶级的建筑大师。
　　

　　举例说，近年来一直倡导“大北京规划”的吴良镛先生，屡屡疾呼要弘扬天津的“津门文化”和保定、承德等城市的历史文化，各地也每每给予热情的呼应。可时隔几年，这些历史文化悠久的城市，古城风貌迅速丧失，一样陷入了大拆古建造新城的怪圈。建筑大师如此，一般建筑师要想影响一个城市的建筑风貌，亦难矣。

　　
　　再者，就接近我想说的主要意思了，中国城市建筑的畸形，根子仍在城市管理者的贪大求洋、盲目建设上。在西方往往只是书本、杂志或展览会上出现的畸形建筑，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的城市盖起来？建筑师是没有这个决策能力的。此前《南方周末》在报道北京南站的庞大时，建筑师承泰瑞法瑞认为，自己不过是按照中国人喜欢的方式行事而已。在这种“显赫”思路的引导下，中国自然变成了“外国建筑师的试验场”。据有关资料显示，世界排名前200位的工程公司和设计咨询公司，已有140多家在中国设立了办事机构。只是，无论有多少外国建筑设计机构，其最终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我们的城市管理者。
　　

　　吴良镛痛心地说，这些用中国人民的血汗浇注的摩天大厦在各地一座一座起来之后，随着建筑史短暂的一页翻过去，将成为时代的“伤疤”，“永远记录下我们的伤痛”。现在的问题是，城市管理者应该认真反省，在建筑的规划决策、城市的整体规划与设计上，谨慎行事，科学论证，本着对子孙后代、对历史负责任的态度，改变我们的人居环境。建筑是“人”的建筑，是人居环境的建筑，说到底还是“人”最重要。

　　
　　当然，强调城市管理者的责任，并不意味着建筑师就没有责任，吴良镛先生作为前辈建筑师，对同行和年轻的建筑师提出一些自律的要求，也是题中应有之义，更何况，他是在6月26日召开的中科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首届学部学术年会上说这番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