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长城“古镇旅游”新思维观察

　　明清长城，商贸经济中心的崛起

　　由于长城不是简单的城墙防御，而是复杂的城镇防御，所以，除了军事功能之外，明代长城还兼具边塞贸易功能。明永乐三年，明成祖饬令兵部：“择水草便处立市，俟马至，官给其直即遣归。”由此，主要的长城城镇又成为陆路边贸商镇，如大同镇的“得胜堡”就是当时全国最大的边贸口岸“马市”，中央政府提供的是绢、布、粮食和生活日用品，比如靴、袜、毡帽等，另外还有银钞。蒙古部落提供的是马匹、鼠皮和少量骆驼。

　　隆庆四年(1570年)，明廷重新设立马市相互交易，分为贡市、官市、私市三种。中央和蒙古部落重归和平。长城由此发挥边贸枢纽的作用，成交量巨大，边贸往来十分活跃。比如，大同新平堡，农历七月三日至十四日，官市贸易，黄台吉、摆腰和兀慎部马726匹，价4253两;私市贸易，马、骡、牛和羊共3000头，抚赏费561两。山西水泉营，农历八月四日至十九日，官市贸易，俺答、多罗土蛮和委儿慎部马2941匹，价26400两;私市贸易，马、骡、牛和羊共4000头，抚赏费500两。互市期间，蒙古部落派300名士兵驻于城外，明廷派500名士兵驻于市场之内，维持秩序，保证交易公平，惩戒违法乱市。有明一代，东起辽东，西至肃州的长城沿线，边贸场所星罗棋布，蔚为大观。

　　长城不仅有事关重大的马市，还有普通的民间贸易，明万历《延绥镇志》记，城中分“南北米粮市与柴草市、盐硝市、杂市、木料市”等。行市分区，市场专业化程度很高，延绥镇沿边39座营堡，堡堡有市场。镇城以外，神木堡、靖边营、新安边营、孤山堡、清水营、安边营俱有“常市”。常市就是每天开放的市场，明中叶起，长城商贸广泛兴起。

　　明清更替，长城逐步从边境商贸城镇，升级为经济和物流的枢纽中心，这在中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清代，中央政府向蒙古部落全面开放，这时，长城周边就不能称之为“边境”，长城不再是汉民族和少数民族政权的政治疆域界限，而成为汉族和少数民族生活聚居功能区的天然分界，长城以北是少数民族的生活聚居区，长城以南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的生活聚居区。

　　长城“军事”的味道大大缩小，长城商贸达到历史顶峰，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张家口、杀虎口、八沟和居庸关等众多城镇均全面持久开放，仅宁夏境内，就有60处长城贸易市场。一般的，少数民族派300名士兵驻扎在长城外，清军派500名士兵驻扎在市场内。又如张家口，据《丹噶尔厅志》记载：“查该处为商货运转总汇之区，北通内外蒙旗及库伦、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处，西通伊犁、新疆、宁夏，每年输出砖茶至数百万箱，输入皮货，亦复不少。”又如归化，自乾隆四十二年，成为华北地区向新疆地区的贸易中心，咸丰年间，归化已经成为国内重要的内贸城镇。

　　长城保护的重心不是护“墙”

　　2006年，《长城保护条例》颁布，规定“本条例所称长城，包括长城的墙体、城堡、关隘、烽火台、敌楼等。”此处，护“墙”的色彩过于浓厚，经过近年来的具体调研，这个规定有两点需要迫切的补充：1.作为遗产建筑群，长城关隘周边一定范围以内，以及地下部分，也应该列入长城范围之内，应做古镇的区域保护；2.长城区域内民族民俗文化的传承，和长城保护不可分割。遗产保护的主要目的之一，是存续传统文化和民俗习惯。长城的文化传承，不应是重建碉堡、敌楼、城墙，而应该是基于中国传统的边塞文化、多民族交流融合，蕴含着极其丰富的古代民族民俗的传承资源。

　　从遗产保护的角度讲，长城应该做古城镇的系统保护，即全面系统地保护包括长城城墙在内的区域古城古镇，做一个个城镇的“片”保护，而非一个个烽火台、敌楼等的“点”保护。长城保护的重心要放在护“城”，要做好古镇的整体规划，比如，我国的长城最多地区是陕西榆林，地处河套之南，黄土高原和草原的接壤区域，建筑群景观丰富，民族民俗多样。

　　长期以来，囿于“长城是个体文物”的误区，保护局限于城墙修缮的狭隘方面，造成了周边古镇严重破败，民族民俗文化凋零。比如，丹东修复虎山长城仅1000多米，花费2000多万。按照个体文物的保护思路，整个明长城全长7000多公里，修墙的费用大约在700亿-1000亿元人民币，如此，长城(墙)的文物修缮目标，不仅不切实际，而且是不折不扣的“烧钱误区”，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很大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