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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泰宁:构建“形”“意”“理”合一的中国建筑哲学体系

2016-9-7 00:00| 发布者: ccbuild| 查看: 272| 评论: 0

简介: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程泰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建筑的现状似乎与这一发展进程不相匹配。千城一面和缺乏中国特色的公众评价, ...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建筑设计与理论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导  程泰宁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中国建筑的现状似乎与这一发展进程不相匹配。“千城一面”和“缺乏中国特色”的公众评价,凸显了我们所面临的困境。

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应该看到,在建筑创作中,缺乏独立的价值判断和自己的哲学、美学思考,是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困于西方“语言”本体命题中的中国当代建筑迷思

近百年来,中国现代建筑一直处在西方建筑文化的强势影响之下。从正面意义来看,西方现代建筑的引入,推动了中国建筑的发展;从负面影响来讲,我们的建筑理念一直为西方所裹挟,在跨文化对话中“失语”,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学者、建筑师以至决策者,在反思的基础上,倡导过“民族形式”“中国风格”等,但由于缺乏有力的理论体系支撑,充其量只能以形式语言反形式语言,以民粹主义反外来文化。

其结果,便是只能停留在表面上,最后无疾而终。因此,建构中国哲学和美学思想体系以支撑中国现代建筑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我们重视并加以研究的重要问题。  

那么如何来建构这样一个理论体系呢?

我同意这样的观点,“中国文化更新的希望,就在于深入理解西方思想的来龙去脉,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理解自己”。据此,我们需要首先了解一下西方现当代建筑的哲学和美学背景。

在西方,“20世纪是语言哲学的天下”。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之家”,德里达说“文本之外无他物”,卡尔纳普则干脆把哲学归结为句法研究、语义分析。特别是近年来“数字语言”的出现,似乎更加确立了“语言哲学”在西方的“统领地位”。

了解了西方的哲学背景,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西方现当代建筑在一定程度上,是否也是“语言”的天下?耳熟能详的建筑“语言”颇多,诸如“符号”“原型”“模式语言”“空间句法”“形式建构”,以至最新的“参数化语言”“非线性语言”等。

事实上,这些建筑“语言”都可以看作是西方语言哲学的滥觞。通过学术交流,这些“语言”也已经成为很多中国建筑师在创作中最常用到的词语。

对于这种现象应如何看待?

应该看到,“语言”包含语义,特别是它对“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建筑创作机制进行了理性的分析解读,值得我们借鉴。

但同样还应该看到,由于它在不同程度上忽视了人们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忽视了万事万物之间存在的深层次联系,很难完整地解释和反映建筑创作实际,因而这些“语言”常常是在流行一段时间以后光环渐失,在创作实践中并未起到“圣经”作用。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以“语言”为本体,极易走入偏重“外象”的“形式主义”歧路。我们已经明显地看到,从20世纪后半期开始,以“语言”为本体的哲学认知与后工业社会文明相结合,西方文化出现了一种从追求“本原”,逐步转而追求“图像化”“奇观化”的倾向。

法国学者盖德堡认为,西方开始进入一个“奇观的社会”,一个“外观”优于“存在”、“看起来”优于“是什么”的社会。在这种社会背景下,反理性思潮盛行,有的艺术家认为“艺术的本质在于新奇”,“只有作品的形式能引起人们的惊奇,艺术才有生命力”。他们完全否定传统,认为“破坏性即创造性、现代性”。

了解了这样的哲学和美学背景就不难理解,一些西方先锋建筑师的设计观念和作品风格来自何处。

对于中国建筑师来说,我们在“欣赏”这些作品的时候是否也需要思考,这种以“语言”为哲学本体、注重外在形式、强调“视觉刺激”的西方建筑理念是否也有它的局限?我们能否走出“语言”,在建筑理论体系的建构上另辟蹊径?

构建“形”“意”“理”合一的中国建筑哲学体系

实际上,近百年来一代代中国学者一直在进行中国哲学和美学体系的研究和探索。从王国维先生开始,很多学者就提出把“意境”作为一种美学范畴,试图建构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美学体系。近年来,李泽厚先生更是以“该中国哲学登场了”为主旨,提出以“情本体”取代西方以“语言”为本体的哲学命题。

这些哲学和美学思考,是中国学者长时期以来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深入比较和研究的成果。尽管由于建筑的双重性,我们不能把建筑与文艺等同起来,但毫无疑问,这一系列研究对于我们建构当代中国建筑理论具有重要的启迪。

从这些研究出发,结合中国建筑创作的现状和发展,相对于西方以分析为基础、以“语言”为本体的建筑理念,我们可否建构以“语言”为手段、以“意境”为美学特征、以“境界”为本体的具有东方智慧的建筑理念,作为我们在建筑上求变创新的哲学和美学支撑?我认为,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符合世界建筑文化多元化发展需要的。

结合创作实践,我把建筑创作由表及里分解为三个层面,即形(语言、形式)、意(意境、意义)、理(哲理、“境界”)。

第一个层面为“形”,即语言、形式。

相较西方对于“语言”的认知,中国传统文化的“大美不言”“天何言哉”,禅宗的不立文字、讲求“顿悟”,几乎抹杀了语言和形式存在的意义,这显然有些绝对化。

而顾恺之的“以形写神”、王昌龄的“言以表意”,则比较恰当地表达了语言形式和“意”“神”的辩证关系。按此理解,语言只是传神表意的一种手段,而非本体。

既为手段,那么在创作中,建筑师为了更好地表达自己的设计理念,可选择的手段应该是多种多样的。特别是在建筑创作的三个层面中,较之“意”“理”的相对稳定,“语言”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建筑师需要在充分掌握中外古今建筑语言的基础上,不断地转换创新。

我以为,走出西方建筑“语言”的藩篱,摆脱“语言”同质化、程式化的桎梏,我们在语言创新方面将会有更为广阔的视界,在重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气中和”“含蓄典雅”等语言特色的同时,在建筑形式美、语言美的探索上力争有自己的新突破。

建筑创作的第二个层面为“意”,即意境,意义。这里我们重点谈“意境”。

前文曾提到中国传统文化否定“语言”的绝对化倾向,但我们更要看到“大美不言”“大象无形”的哲学思辨,也赋予了中国传统绘画、文学包括建筑以特有的美学观念。

从很多优秀的传统建筑中可以看出,人们已超越“语言”层面,通过空间营造等手段,进而探索意境、氛围和内心体验的表达,把人们的审美活动由视觉经验的层次引入静心观照的领域,追求一种言以表意、形以寄理、情境交融、情溢象外的审美境界。这给建筑带来了比形式语言更为丰富,也更为持久的艺术感染力。

“意境”与“情境合一”,是具有很高品位的中国式审美理想,是建构有中国特色美学体系的基础。对“意境”的理解和塑造,是中国建筑师与生俱来的文化优势,已有不少建筑师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我认为,进一步自觉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探索,对于我们摆脱“语言”本体的束缚,在理论和实践上实现突破创新是十分重要的。

建筑创作的第三个层面为“理”——哲理、“境界”。其中,建筑创作的哲理亦即“最高智慧”,是“境界”。

何谓“境界”?王国维在《人间词话》手稿中说,“不期工而自工”是文艺创作的理想境界。有学者进一步解释说,“妙手造文,能使其纷沓之情思,为极自然之表现”即为“境界”。结合建筑创作,我认为建筑“境界”有以下两方面含义。

● 其一,从“天人合一”、万物归于“道”的哲学认知出发,要看到身处大千世界,建筑从来不是一个孤立的单体,而是“万事万物”的一个组成分子。

在创作中,摆正建筑的位置,特别注意把建筑放在包括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大环境、大背景下进行考量,既重分析、更重综合,追求自然和谐;既讲个体、更重整体,追求有机统一。使建筑、人与环境呈现一种“不期工而自工”的整体契合、浑然天成的状态,是我们所追求的“天人境界”,也是我们所需要建构的建筑观与认识论。

● 其二,“境界”不仅诠释并强调了建筑和外部世界的内在联系,而且还揭示了建筑创作本身的内在机制。

以“境界”为本体,我们可以看到,在建筑创作中,功能、形式、建构,以至意义、意象等理性与非理性因素之间,并不遵循“内容决定形式”或“形式包容功能”这类线性的逻辑思维模式,也很难区分哪些是“基本范畴”和“派生范畴”。

在创作实践中,建筑师所建构的,应该是一个以多种因素为节点、相互联结的网络。当我们游走在这个网络之中,不同的建筑师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和创意,选择不同的切入点。

如果选择的切入点恰当,我们的作品不但能够解决某一个节点(如形式)的问题,而且能够激活整个网络,使所有其他各种问题和要求相应地得到满足。这种使“纷沓的情思”得到“极自然表现”的“自然生成”,乃是我们追求的创作“境界”。

因此,从语言哲学和线性逻辑思维模式中解放出来,以“境界”这一具有中国智慧的哲学思辨来诠释建筑创作机制,建构一种符合建筑创作内在规律的“理象合一”的方法论,将使建筑创作的魅力和价值能够更加充分地显示出来。

此外,以境界为本体,还可以使我们更好地理解并运用那些充满东方智慧、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方式,例如直觉、通感、体悟等。这些具有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和方式,需要在反复实践和思考中获得,以此来展现另一种建筑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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