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亚煌：不应苛责城市规划变更快

城市规划变快

广州市耗资8亿建成的陈家祠广场，仅使用4年时间，即因为地铁建设需要“推倒重来”，引起公众广泛关注和铺天盖地的批评。

有评论认为，中国建筑大多短命，浪费了大量资源并增加了碳排放量，这一切归根结底是由于地方政府及其一把手过多地插手城市规划，一届政府一个规划，喜欢推倒重建所造成的。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不仅应制定长期规划，还应明确权责清单，制衡地方行政官员更改规划的权力，保证城市规划的长期不动摇。

借鉴西方的城市管理经验来说，用长期规划来限制城市的“脑热”式发展，防止重复建设是很有作用的。我们也承认，政府管理人员特别是决策者过多干预城市规划，依着自己的喜好来规划城市发展方向，想把个人名誉烙印在城市地标上，是中国城市发展中最为严峻也是最亟待解决的问题。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认识到，中国有自己的特殊国情，中国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也有自己特殊的一些情况，我们不应一味苛责城市规划变更快的现象，甚至一刀切地取消政府对城市规划变更的权力，这又是另外一种极端。

毕竟我国城市发展的速度之快是空前罕见的，别的国家城市累积了200年才发展到的规模，我们的城市10年就做到了，而且托人口众多的福，城市面积还要更大。加上城镇化进程越来越快，和人口流动的壁垒被打破，大城市不断地突破了自己原先规划的人口值，北京被迫四次修正人口控制目标。由于城市发展速度完全超乎规划者当初的预料，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有必要及时推翻当初的规划方案，根据新时期的客观情况，及时对规划进行调整，否则就会出现重工业毗邻居民区、商业区背后是城中村的问题。规划是死的，城市是活的，管理者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对已经不符合现状的规划进行调整是应当的。

此外，任何规划都有一定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不仅包括了对未来城市发展的预期不足上，也包括了规划者的眼光与知识的时代局限性。城市的规划设计是不断发展的学科，特别是在现代，由于特大城市和“城市病”的出现，研究人员已经重新开始审视原有的城市规划理论，讨论因地制宜按人所需地去进行城市建设。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我们总是基于一群老头子关在房间里搞出来的城市长期发展规划去进行建设，必然会遇到一些问题。虽然不应出于个人主观来随意改动城市长期规划，但是也不应对错误坐视不理，而是该勇于承认错误并予以修正。中国现在大部分二线城市的空气污染都与当初规划时对城市规模扩张预计不足有关，但是到现在却没有任何一个城市承认过自己的规划失误，这是我们应当反思的。

同时，出于担心决策者根据个人喜好而随意调整规划而组织规划变更的做法，看似合情合理，但是在目前的制度体系下，通常都是领导大手一挥，专家面露难色摇摇头，领导再拍拍肩表示经费没问题，专家立马伏案工作起来。如此一来我们又如何保证当初的规划没有掺杂进去当时决策者的个人喜好呢?如果不能保证这一点，就无法保证规划本身具有足够的正确性和科学性。依法治国的首要条件是要有好法，法律本身存在巨大缺陷，还非要严格按照法律去治国，那么只会越治越偏。

因此笔者认为虽然城市规划变更过快确实带来了很多问题，但错误的是政府过多干预专家设计的问题，而不是规划调整的问题，我们是不应当一味苛责城市规划变更快的。中国有很多特殊性，中国城市的发展更是特殊，我们有必要在城建上采取灵活的机制，严谨的态度，而不是严谨的机制，灵活的态度，那样只能是适得其反，让不合理的建筑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