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日报：科学决策：公众参与少不得

　　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所所长曾国屏在开幕式中表示，科学传播的一个目标就是，将科学思维带入到政策制定中去，促使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2005年初，无论作为科普事件还是作为社会事件，“圆明园防渗膜事件”无疑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圆明园改造工程中的防渗膜铺设工程引发了各方观点，既而引起媒体的争议和关注，以至最终由国家环保局介入，于2005年4月13日举行圆明园防渗工程听证会，让公众参与到最终的决策中去，并引发之后一系列相关事件。圆明园事件并不是作为一个科普活动而被社会关注的，但是在当时它远比专门设计的科普日活动引发了更高的关注率。

　　自此，科学传播与公众参与科学决策之间的关系成为被广泛关注的课题。近日，在“科学传播与科学决策学术研讨会”上，这个问题再度成为讨论的重点。

　　作为公众，究竟应当如何看待科学传播与科学决策、自身认知与政府决策间的关系呢？

　　科学如果只为少数专家所把握，就不可能有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

　　主持人：在我国传统的科技政策制定中，主要是以有关政府部门和科学机构参与为主。但就现在的情况来看，相关政策的制定也日益引起公众的重视。你对这种现象怎么看？公众参与科学决策的意义在哪里呢？

　　曾国屏：科学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需要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公众参与。在社会公民意识不断提高的环境下，科技政策制定者应当充分考虑公众参与科技政策制定的必要性，以公众参与的方式和方法，促进科技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

　　科学如果只为少数专家所把握，就不可能有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决策的科学化，包括要有科学的决策程序、过程和方法；同时，也是一个决策民主、公众参与的过程。政策的制定和决策的公众参与，是决策科学化的内在要求，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参与到科学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决策之中，决策科学化也就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产生更多探索和经验。把科学代入到决策之中，促使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是一个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受到高度重视和关注的具有全局性意义的问题。

　　公众如要行使其民主权利，能够科学、全面的理解科技的内涵是必要前提

　　主持人：在2006年2月6日发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中提到，“全民参与———公民是科学素质建设的参与主体和受益者，要充分调动全体公民参与实施《科学素质纲要》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全社会形成崇尚科学、鼓励创新、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风尚。”在《纲要》中，“全民参与”是一个重要的关键词。但问题在于，实现“全民参与”的前提是什么？

　　曾国屏：当更多的人掌握科学知识，并参与到国家科学活动当中，当公众理解科学，促使人们正确参与到社会决策中去的时候，科学所具有的民主价值就十分丰富而且具体的展现出来了。因此，对公众来说，理解什么是科学技术，什么是科学方法，什么是科学精神，并且能够在国家与社会层面拥有发言权的时候，就体现了拥有科学内涵的民主。要把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科学传播在这里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朱效民：公众全面理解科技的内涵及其全面利用科技，是公众在科技上拥有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的前提。所以，公众如要行使其民主权利，能够科学的、全面的理解科技的内涵就成为了必要前提。

　　主持人：公众要理解科学，科学传播起着很大的作用。我国目前的科学传播存在什么问题？应该如何改进呢？

　　刘兵：不妨把圆明园防渗膜事件作为一个案例，从科学传播的关系来看，这个事件的出现本身并不是专门为科学传播及科普而设立的，而是一个社会事件。从理论上看，这个案例类似以往公众理解科学中的缺失模型。缺失模型的主要观点是：公众缺少科学知识，因而需要提高他们对于科学知识的理解。缺失模型有些类似于中国传统的科普概念，这一模型隐含了科学知识是绝对正确的知识的潜在假定，在公众对科学政策决策的参与肯定是有一个前提上的不足。现在，这些传统的假设已经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摒弃，科学传播是一个双向而非单向的过程。我们都能看出已经不仅仅是要求公众单方面提高素质的问题，而实际上是要求科学传播提供一种交流的机制，更多的是建立科学和公众之间互动机制，怎么去满足公众从日常生活到精神文化，再到民主议政不同层次的需求，促进科技与社会的健康发展。

　　朱效民：建立以公众需求和科学技术为导向的机制，把要求你接受的方式改为服务导引的方式，更多的是以服务为导向，提供公众需要的科学知识。为此很重要的是建立积极的高效响应互动机制，从不同的文化需求上满足回应和满足公众的需求，在这个过程中帮助公众认识科学、理解科学、欣赏科学。另外，从科普主体角色，发挥科学家的优势，培训科普专业人才，加强科普业务培训。在软件方面，加强科普内容建设，而不是搞品牌硬件建设。

　　很多问题都会采用共识会议来解决，实际上是通过双方科学家或者政府的交流，把公众的意见最终作为决策要素进行考虑

　　主持人：前面说到很多科学决策需要公众参与的问题，那么公众如何参与到科学决策之中呢？听证会是一种很好的参与方式吗？

　　李大光：在现实发展中，有一个新动向，就是科学家或者科技政策决策者与公众的双向交流和沟通。在实践上，有实际操作的现成模式。一个典型的例子：共识会议（ConsensusConference）。所谓共识会议，就是针对涉及到政治、社会利益关系并存在争议的科学技术问题，由公众的代表组成团体向专家提出疑问，通过双方的交流和讨论，形成共识，公众意见作为决策考虑因素。然后召开记者会，把最终意见公开发表的会议形式。它有这样几个要素：第一是有争议的问题；第二，双方共同讨论；第三，讨论公众一方的意见要通过决策；第四，所有的意见要通过媒体对外公布。共识会议在国际上谈得特别多，这不是一个完全科学上的问题，很多问题都会采用共识会议来解决，实际上是通过双方科学家或者政府的交流，把公众的意见最终作为决策要素进行考虑。

　　这样共识会议的模式里有一个重要的要点，恰恰不仅仅是专家，而更多的是倾听来自于公众、非专业人士或者非传统我们认为的专业人士的意见。从国际的科学传播理念到实践的发展看，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之一。

　　这个模拟的东西在我们北京、在中国也不是没有，已经很多了，包括在清华法学院曾经搞过关于艾滋病人知情权的法庭模拟，非常漂亮，实际上这个已经有过。这样一些形式都与我们传统的单向传播的模式有所区别，这样的特点既结合了中国特殊性的问题和具体实践，又反映出了新的传播模式。

　　刘兵：从国内看，如果我们把圆明园听证会和国际上发展的共识会议做个比较的话，就会发现两者之间其实是有很多的相似之处的，尽管它不成熟，尽管我们现在还没有典型明确的共识实践模式，但是以另外一种我们所熟悉的社会上常见的听证会来看，也还有诸多的问题。从手机涨价的听证会，或者是资费的问题，我们看到也有很多的问题。但是，毕竟这是一个很有中国特色的另外一个可接受的模式。但是这两者之间确实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值得我们注意。而且从实践的效果来看，听证会在这个过程中确实有它的重要作用，也可以看出它的意义。

　　■核心提示

　　●决策的科学化，包括要有科学的决策程序、过程和方法；同时，也是一个决策民主、公众参与的过程。政策的制定和决策的公众参与，是决策科学化的内在要求，让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参与到科学和社会政策的制定和决策之中，决策科学化也就能有进一步的发展，产生更多探索和经验。

　　●要把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科学传播在这里发挥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

　　●公众全面理解科技的内涵及其全面利用科技，是公众在科技上拥有表达权、参与权、监督权等民主权利的前提。

　　●共识会议的模式里有一个重要的要点，恰恰不仅仅是专家，而更多的是倾听来自于公众、非专业人士或者非传统我们认为的专业人士的意见。从国际的科学传播理念到实践的发展看，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