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作共生 佛山城市群的价值基点

　　我从不掩饰，在珠三角的城市中，除深圳之外，我最喜欢和肯定的是佛山，当然，是包括顺德和南海的大佛山。

　　总体来说，佛山与深圳有诸多相似之处，比如，二者基本上都是“公司化生存”(公司文化主导生活方式)的城市，都是市场经济制度的信奉者，都拥有极具活力的企业家群体，都具有强大的创新基因。等等。话说，这些正是喜欢的原因。

　　经常到佛山来，有时是禅城和南海，有时是顺德，高明和三水去得少一些。经常与几个区的朋友深谈，关于“佛山统一”的话题是例牌之一，我自己也常常纠结于该支持哪种观点。

　　其实，我想说的是，无论是佛山整合五区成为一个大城市的执念，还是顺德想要独立升格为地级市的执念，是不是都有点狭隘了?当然，你也可以说，深圳直辖的执念，也是狭隘。

　　我基本上不太赞成用“一座城市”的概念来描绘珠三角的这9个市，比如，深圳，其实是由一个主城和20多个卫星城组成的城市群，东莞是二三十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佛山，也是由数十个城市组成的城市群，甚至顺德这个行政区，也是由六七个或更多的中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北滘，或者容桂，都是其中一个城市。整个珠三角，其实是由可能是两三百座城市组成的巨大城市群—珠三角都会区。当我们说珠三角九市，我们其实说的只是9个叫作“市”的副省级或地级行政区。如果摒除行政区的概念，仅从空间形态上来看，某个镇或某个村，其实就是一个城市，或者是相邻的两个镇，共同组成了一个城市。

　　珠三角这个由两三百座大大小小的城市所组成的巨大城市群，各自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经历了其生成、生长的过程，还有工业化，人的聚集，城市基础设施的添加，城市之间的互动。

　　用城市群的视野看佛山

　　关键词　矛盾

　　一个5万或者8万人口的城市，被迫以一个“村”的方式管理着，一个20万、30万人口的城市，却只被允许有一个镇的公共服务设施，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却只能享有一个县级的经济审批权限，不同的行政区之间，各种公共服务不能“捞过界”，被严格局限在行政边界之内……

　　同样，佛山辖区内这几十座城市的快速城市化过程，是过去20多年里伴随着急速工业化的过程而发生的。由于最初乡镇工业的基础，在改革开放之后，在香港资本和技术、广州技术等的支持下，各种工厂在原来各个镇、村建立起来，其中有的发展壮大起来，成为国内闻名的大公司。大量的年轻男女从全国各地来到佛山这些工厂，成为贡献青春的产业工人。原本一个小村、一个小镇，迅速膨胀成为包括大片大片的工厂、住宅楼和各种商业及生活配套设施的，人口数万或数十万的小城市、中等城市……有些片区两个不同的城市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更大规模的城市，有的则独立发展着，继续侵蚀着周围的农村地区。

　　直到最后，在南海、顺德的大部分地区，尤其是与广州主城、佛山主城相邻近的地区，除了山、河等自然地理之分隔，不同城市之间已看不到农田，而只是不断绵延的建筑、建筑、建筑……

　　这个野蛮生长着的城市群，其城市形态是粗糙的、混乱的和实用的，工厂区与居住区、商业设施与娱乐设施毫无秩序地混杂在一起，政府建筑和公共服务设施(学校、医院等)见缝插针地满足人们的初级需求。道路或宽或窄，红绿灯及路灯或有或无，树木及绿色零零落落，不同分贝和音调的噪音在空气里互相冲撞，而人们则在这样的环境里或悠然自得或张惶失措。不断有新的东西添加到这样的城市中来，或者是新型的洋房，或者是摩天大楼，或者是洗浴中心，或者是一间酒吧或咖啡馆，或者是一个母婴用品店，或者是大型超市，或者是一个街心小公园，或者是一个洗车场、加油站……一切被需要的东西都这样添加着，不同的功能以这样的方式被满足。在这样有点混杂无序的过程中，自由市场那只“看不见的手”的伟大力量，塑造出一个个规模不等的城市。

　　当然，在这过程中，我们看见了那只看得见的手—行政权力跟不上需求。一个5万或者8万人口的城市，被迫以一个“村”的方式管理着，一个20万、30万人口的城市，却只被允许有一个镇的公共服务设施，一个100万人口的城市，却只能享有一个县级的经济审批权限，不同的行政区之间，各种公共服务不能“捞过界”，被严格局限在行政边界之内。不同的经济或社会领域，在最直接的城市运作空间里，却被遥远的行政指令卡住了脖子，一些40年前在计划经济基础上制订的法律，还在硬扭着约束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奔放的能量，一些不自量力的过时的思想意图，还想要把视野已打开了的人们管制得服服帖帖。

　　佛山辖区几十个城市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活生生地勾勒出了行政权力与市场经济之间巨大的不匹配，而导致的强烈的张力，局限着这个城市群内人们的社会生活。我们能看到，二十几年里许多的扰攘，都是市场力量堆积的城市空间形态，与行政权力分割阻断之间的纠葛。能否这么不客气地说，在佛山这个镜像里，行政权力对市场机制的扭曲，行政边界的分割对城市空间的阻断，以及不同级别权力主体之间的博弈导致的行政资源配置不当，三种问题同时并存，已然成为佛山新型城镇化之路上的其中几个主要瓶颈。

　　关键词　博弈

　　事实上，顺德固然抱怨佛山市的行政抑制，令自己丧失不少发展机会或损失很大利益，但是北滘何尝不抱怨顺德太多抑制太多干预太多抽水?各区与自己的行政秩序的下级之间，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在与上级博弈的局中，区是受者，但在与下级镇村博弈的局中，区又变成了施者。

　　以佛山不同层级行政权力的博弈为例分析一下。

　　佛山改革开放前是广东省的一个地区行署，1983年6月，撤地设地级佛山市，下辖中山、高明、三水、顺德、南海五县;1988年县级中山市脱离佛山市代管，升格为地级市;1992年，顺德等四县撤县设县级市，由佛山市代管;2002年12月，合并原城区、石湾区为禅城区，撤销原代管县级市顺德市、南海市、三水市、高明市，设顺德区、南海区、三水区、高明区，形成一市五区格局。

　　在这过程中，充满着地级市与下属几个县区的强烈冲突和博弈，其中尤其以顺德、南海为甚，顺德为最突出典型。这大约是因为，顺德、南海是改革开放后经济发展最强劲的两个县级单位，与广州市番禺区(其与上级广州市过去20多年里也经历了强烈的冲突和博弈)原来并称“南番顺”，是珠江三角洲乡镇经济最发达的三个县;又与中山、东莞并称“四小虎”，是广东改革开放的明星城市。中山和东莞都成功地升级为地级市，这让南、顺羡慕不已。

　　2002年的撤市设区据说是一个惊心动魄的过程，因当时顺德市已成为省直管的副地级市，并且在努力下，很接近于成为独立的地级市，然而功败垂成，反而撤市设区。一举并五区，民间史称“佛山统一”，成为当年震动广东的大件事。

　　佛山统一之后，首先在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加强五区的联系，强化禅城的中心城区地位，最引人注目的大动作就是修建“佛山一环”快速路，最近几年则是确定“一老(老城区)三新(千灯湖、佛山新城、禅西新城)”的主城区城市格局，其中“一老”已然把南海桂城算在内，“三新”中的“禅西新城”包括了禅城区的张槎和原南海区的南庄部分，佛山新城则是把禅城、南海及顺德三区的部分土地纳入进来，千灯湖则主要是在南海区的范围之内。在“一老三新”共同组成佛山主城区的框架之下，佛山“大城市”的体量规模已然奠定，与旁边的庞然大物广州相比，已不再是一个小配角的角色了。当然这样的设计，必然会遭到原有行政区的软抵抗，这是可想而知的。佛山整合这十年里，似乎已很“享受”这种市区之间的张力关系。

　　最新的引起市区关系张力的事件是两级财政的分配。佛山市将每区所产生的地方税收中，市与区的分成比例由过去的1：9调整为2：8，也就是说增加了一成市收的比例，这让各区都不满意，但由于行政管辖的权力，又只能服从。市则认为自己有充足的理由增加市本级的财政收入，这主要包括市承担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比如地铁等。市认为市本级过去拿到的太少了(以深圳为例，市区分成的比例在五五左右。)市需要集中财力办大事，以及，强化中心城区的辐射作用等。

　　当然，这样的张力不仅仅存在于市与区之间，事实上，顺德固然抱怨佛山市的行政抑制，令自己丧失不少发展机会或损失很大利益，但是北滘何尝不抱怨顺德太多抑制太多干预太多抽水?各区与自己的行政秩序的下级之间，同样存在这一问题。在与上级博弈的局中区是受者，但在与下级镇村博弈的局中，区又变成了施者，对于“屁股决定脑袋”之说，自己应该感同身受吧?

　　所以本文想要指出的是，问题不在于哪一个行政权力更加蛮不讲理，也不在于什么不同的地域文化，或者谁的道德合法性更高一些，问题在于，行政权力介入经济及社会运行，应遵循什么样的规则，在于不同级的行政权力之间，其权力的边界在哪里，分配机制为何?在我们的体制下，谁来仲裁上下级之间的法律关系?

　　经济的运行需要以市场机制为规则，但是我们的行政权力体系却是一套与市场经济不兼容的规则，它常常起到扭曲市场机制的效果。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不同级别的行政权力，能否建立起一种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的关系?它们的博弈关系能否促进而不是阻碍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如果找到了这样的解决问题的方案，行政体系就不会再成为城市群正常运作的干扰者，城市资源的配置就可以更润滑地进行，这才是我们推动新型城镇化所应该遵循的原则和方向。

　　也就是说，需要理顺不同权力主体间的关系，首先需要从市场主义的角度来重新打量在城市群中各个城市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佛山城市群中，这数十个城市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