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特殊的城镇化道路

　　对于贵州如此大规模地开发生态旅游，中国社科院旅游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刘思敏表示：“国内把经念歪了。生态旅游在国外原本是指小众的休闲方式，现在国内把它当做大众产品来开发，很多情况下就把当地环境破坏了。”

　　对贵州城镇化发展长期研究的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中心研究员易鹏，认为贵州的城镇化发展并不能单纯复制其他省份的模式。“贵州要走特殊的城镇化道路。”

　　“贵州发展城镇化的主要问题是用地稀缺，”易鹏指出，“贵州16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逾60%的面积是地质灾害的多发区，亦是国内多条流域的生态屏障保护区，在这个区域内，适用于城镇建设的面积不足3%，这意味着贵州特殊的省情需要特殊的城镇化发展方式。”

　　不同于平原地区，贵州多山区和丘陵，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着诸如山地灾害防治和经济发展如何协调的挑战，“因此贵州在城镇化道路上，需要先行先试，积累经验”。

　　易鹏认为，尽管旅游业对于提高贵州人均收入、缩小城乡差距有帮助作用，但覆盖面并非百分之百，贵州的城镇化，加强“三化”（即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协调、“两化”（即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互动仍是关键。

　　对于各地方政府先后推出的刺激计划，著名财经评论家叶檀表示，我们看不到资金会从什么地方来，长沙、贵州这些地方提出的投资总额有悖于地方的财政收入，他只能是用一些特殊的方法，比如政府成立股权基金的方式来投资，但是大规模的吸纳资金要靠其他的方法。

　　第一是吸引民间资金。比如政府建了一个产业基金之后，用民间资金来配套。

　　第二是以债权的方式吸引融资。比如以地方投融资平台到银行或信托公司融资。现在地方投融资平台的债务已经高达10多万亿，要继续债权融资，未来有可能会产生债务危机，

　　“这样的投资增速包括投资规划是反市场的，而且也过于激进。”叶檀说，“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压制地方的投资冲动。”

　　“投资已经超过GDP的40%并且已经连续九年如此。没有其他国家是这样做的。”位于华盛顿的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拉迪说，“解决后遗症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