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治堵新政为何无人喝彩？

　　7月10日，媒体报道了广州治堵新政细则，网上评论一片质疑，几乎无人叫好。

　　广州是推行治堵新政的第3座城市，在此之前，北京、上海已经发布了各自的“治堵令”。上海人买车上牌凭财力——拍卖，北京人买车上牌凭运气——摇号。

　　而广州市交通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公布的《广州市中小客车总量调控管理试行办法实施细则》表明，广州要合二为一：半摇半拍。穷人富人各取所需——比较有钱的人拿钱砸，比较没钱的人看手气。

　　在评论两年前北京的治堵新政时，我就对限牌的治堵法表示疑虑，因为这是典型的以堵治堵。连4000年前原始社会的执政者大禹都知道，堵是最简单、最无能的治患方式，所以弃用其父鲧政的“堵治”，改以“疏导”治理水患，故留下被后人永记的丰功伟绩。

　　虽然水患与车患不同，但治理思路却大致相通。而今，技术发达的后现代大国首都的管理者，竟然重复着原始社会的执政者已抛弃的“堵治”，以堵治堵，摇号上牌，限行限购，实乃最无智慧含量的原始之策。

　　众所周知，发达国家也备受车患困扰，但是他们的管理方式不是堵住私车出行、限制公民的权利，而是大力发展公交、地铁，真正实现公交专行的网状化，疏导人们便捷乘坐。当公交成为“最普及、最有尊严的车辆”（犹如中国大员出行避让的“专行线”）时，私家车便会自动成为“人们周末远游的交通工具”。

　　以所谓广州式治堵新政观之，中国确属欠发达国家。欠发达的主要标志，就是“急就章式务实主义”占据了大多数城乡管理者的大脑。

　　表面看来，务实也没什么不好，不就是一切从现实出发，务求出实效吗？然而，如果深入分析，什么是务实主义？其实就是没主义、没原则，一切都是“骑驴看唱本”，其最大的弊端，就是无长远设计，走一步看一步。

　　所谓务实之策，大多都是权宜之计，甚至是为了在短时间内凸显政绩，丧失了文明、公正、造福的前提。就像广州治堵新政，似乎照顾了穷人和富人的多元选择，其实却是对富人无阻，限制的还是穷人的购车权利。即使貌似公正的摇号，也无非助长了灰色新产业的出现——背户上牌，说到底还是加重了购车人的经济负担，增加了政府收入，社会前景何在，于公众何益？

　　现在，人们对中国经济讨论最多的是拐点和软硬着陆问题。而依我看来，核心一点，是务实主义让位于制度设计，不要总拿一些临时抱佛脚的东西来冒充经济新政。否则，转了30年型的中国将继续徘徊于转型期，甚至成为世界经济的最大苦主，失去前景想象力，无法自拔于转而未型之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