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新任内政部长要求公共工程不用最低标
摘要: 据台湾媒体报道，“内政部长”李鸿源13日晚表示，为了公共工程品质着想，他在部长任内原则上不鼓励所属采最低标，也尽量不用最低标。他已指示研议相关配套，配合“行政院”改善现行工程招标制度，“要让不肖厂商无法 ...
| 据台湾媒体报道，“内政部长”李鸿源13日晚表示，为了公共工程品质着想，他在部长任内原则上不鼓励所属采最低标，也尽量不用最低标。他已指示研议相关配套，配合“行政院”改善现行工程招标制度，“要让不肖厂商无法在公共工程界存活”。 李鸿源13日晚接受访问时，作上述表示。他说，为了避免与现行工程招标制度规定抵触，引发不肖厂商据以向检调检举公部门图利他人，他在“内政部”将以各种不同方式不采最低标，并主动与检、调及“审计部”沟通，以保护执行公共工程的公务员。 李鸿源指出，现行重大公共工程的采购原则，是苏贞昌任内裁示，即“最低标为原则，最有利标为例外”，苏贞昌还要求各级采购稽核小组主动发掘弊端，似乎只能用最低标。 李鸿源表示，公务员执行公共工程采最低标，最安全方便，因为谁的出价最低，谁就得标，但后果是不肖厂商低价抢标，执行工程的品质最烂，且让好厂商赚不到钱；若改采最有利标，则因现行招标制度是以“最低标为原则”，很容易让未得标厂商动辄检举公务员“图利他人”。 据了解，李鸿源曾在“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任内，举桃园国际机场跑道及设施先期工程为例，去年传出承包商佳山营造倒闭，造成工程延宕，就是低价抢标、重创公共工程的案例；该案经调查发现，佳山营造根本没有机场跑道的施工经验，得标的唯一理由是价格最低，佳山得标时“注定是灾难的开始”。 李鸿源最近在与朋友谈话的场合，一再提及采最低标的不合理规定，一定要做改变；未来若获“行政院”支持，他估计台湾一年至少可节省2000亿元(新台币，下同)预算。 公共工程招标制度可能将出现重大转变，“公共工程委员会”官员昨天表示，现行“采购法”其实并无硬性规定，“最低标”与“最有利标”各有利弊。 官员说，最低标与最有利标各有利弊，举例来说，例如同质性的产品，采购电脑，就适合最低标；机场跑道，适合先筛选资格的两阶段投标；最有利标则适合技术服务，例如请建筑师设计新大楼。但是，日前爆出的新北市学校营养午餐弊案，也是采“最有利标”，仍有关说、行贿的疑虑。 工程会官员表示，2006年，时任“行政院长”的苏贞昌曾裁示：当局的公共工程采购案，以“最低标为原则、最有利标为例外”，要求减少“最有利标”在当局工程中的比率。但后来检调机关查到几个招标弊案，都是用最低价格标，引发轩然大波，官员说，2009年，“行政院”就停止适用苏贞昌的原则，但因最有利标审查程序较繁琐、谨慎，因此采最有利标的件数并没明显增加。 去年12月，当时的“公共工程委员会主委”李鸿源出席“金质奖”时指出，桃园机场跑道及设施先期工程，因承包商倒闭造成工程延宕，经调查后发现，承包商佳山营造根本没有施工经验，得标的唯一理由只是“价格最低”。官员说，这是低价抢标、重创公共工程的案例。 李鸿源说，为保障工程品质，现行公共工程招标制度及“采购法”的规定，一定要改变，最低价格标的比例现在约占七、八成；将规划逐渐降低最低标的占比，并希望在3至5年内全面废除最低价格标。 官员说，相关替代办法一直都有，例如先审视工程履历制度，筛选厂商有无不良纪录；或仅将价格标当成评分的项目之一。 “工程会”资深官员表示，全世界包括美国，都无法排除工程采购采取最低标，目前“国工局”、“高工局”、“公路总局”也有采用最低标方式进行，工程也能维持一定的品质，主要是还有设定资格筛选的门标，让工程维持基本水准。 “一分钱一分货，一分品质一分货，工程品质的好坏，重点不是是否不采用最低标，而是要有公开透明的机制。”资深官员说，所谓不采用最低标的做法“其实是不懂工程的人才会这样说”。 基层公务人员指出，最习惯用最低标发包工程的大多是地方政府，主要原因是作业时间不够，若采评选制，来不及找评选委员，为便宜行事采取最低标招标。另一个采最低标的原因是“价低者得标，不管怎样，承办人员都不会有事”，免得工程招标发包过程，让有心人以“为何舍低标取高标”为由，质疑招标不公，甚至让公务员被检调调查，不少公务员怕事，通常都会采用最低标。 “工程会前副主委”李建中受访时则认为，公务员对于工程招标，会采有利标，只要是执行招标过程，深怕承担法律责任，保守心态所造成，致一个人做事有4、5个人盯着，使工程更加困难。 李建中表示，过去苏贞昌会主张“以最低标为主，有利标为例外”，那是苏贞昌只谈防弊、不谈兴利；事实上，要评断有利标，只要将一定程序、项目、标准订出来，就可以选出最好的厂商，低价文化的流行，目前有很多采购，都还在采最低标，且厂商的资格审查也都订得太过宽松。 营造业者昨天表示，工程采购不采最低标，虽立意良好，但在执行其他替代的招标方法时，如何兼具最低标的公平性，肯定要下很多功夫，并须提出相关配套。 中华工程发言人徐敬业表示，最有利标因采用评分制，容易受人情影响，可能欲投标厂商打听到谁是评审，就会先去做公关，导致不公平竞争；而先做资格标、再比价格的两阶段式投标，也是可围标、绑标。他说，一般业界还是习惯最低标，因为比价最公平。 台湾区综合营造公会理事长陈煌铭表示，假使不采用最低标，一定要审慎思考如何免除最有利标、审核资格标的种种后遗症，及如何维持最低标的公平公正公开性质，而推动前一定要先提配套，并征询业界意见。 长鸿营造经理刘文强表示，不采最低标基本上立意良好，但执行时如何符合公平性，肯定要下很多功夫。 官员表示，造成公务员执行公共工程采购的保守心态，与来自“监察院”的密集监督有关。各公部门首长、副首长在第四届“监察院”恢复运作以来，被约谈得很密集，很多单位甚至成立工作小组，专门应付“监察院”的询问。 过去3年多，常出现在“监察院”的高层官员，如“交通部前次长”陈威仁、张邱春等人、主计部门的副首长等，因交通工程采购被检举或陈情而遭“监院”约询，十分频繁。如“交通部长”毛治国、“次长”叶匡时，在上任之初都常跑“监察院”，“行政院秘书长”林中森也是被约询的常客。 “卫署前署长”杨志良在卸任前夕，曾提出清单，说明“监察院”如何让“卫生署”人员疲于奔命，还重批“监察院”侵犯“行政权”、“立法权”，“只找可怜的小公务员”，杨甚至在书中痛批，部分“监委”过度行使职权，调查浮滥简直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杨志良细数一年半内，监院函询纠正及调查共758件，“卫署”人员耗费近两万个工作天整理资料，工作时数等于5000人工作一天，成本花费近1600万元，“卫生署”人员为了“监委”加班，已经到了妨碍公务的地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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