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重庆行营遭“保护性拆除”

重庆市渝中区解放西路14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又称蒋介石重庆行营）旧址所在地。

这是一座重要的抗战遗址。去年9月，旅美学者慕朵生赴重庆考察时曾前去参观过，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建筑虽有些破败，却在呆板的高楼大厦之中劲然挺立，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

让慕朵生痛心的是，不意别后半年，它竟遭遇拆除。目前拆除工程已结束，旧址上空无一物。这是继北京梁林故居“维修性拆除”之后的又一另类的“保护性拆除”。当地文物官员称，这种“保护性拆除”，是原貌原地复建行营的一个过程。

然而，据时代周报记者调查，蒋介石重庆行营复建根本不是在原址上进行，而是为当地一所中学扩充校舍腾地，选择迁建至30米之外的更靠近马路的位置。

重要抗战遗址

蒋介石重庆行营坐东南朝西北，是一个砖木结构建筑群，属于民国时期中西合璧的建筑风格。其建筑布局奇特，从空中俯瞰时，右侧为一“凹”字形院落，左侧为一“日”字形两进院落，左右两院有侧门相连。

当地居民称，整个建筑群被马头墙牢牢围住，均为三层，层高近5米；楼内有雕花扇门、壁炉等。文物专家在对该遗址测绘时，还发现底楼的石板下藏有一条直通长江边的暗道。

据考证，重庆行营约建于1935年底，当时国民政府颁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任命顾祝同为主任，行营辖区包括川、康、黔、藏在内的整个大西南”。1937年，卢沟桥事变数月之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即设在此处。

作为当时的国民政府正面战场指挥中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此制定战略决策、筹谋作战方针、颁布作战命令。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他最初的官邸就设在行营内。

抗战结束后，1946年何应钦接任重庆行营主任，该行营也成了国民政府离开重庆后在四川的最高统治机构。解放后，重庆行营从历史舞台谢幕，这里曾有人开设过一家幼儿园，以及用于进城务工人员临时居住点。

2008年9月在重庆第三次文物普查中，重庆行营线索才被文物部门从民国档案中意外发现，并在渝中区解放西路14号找到。这处重要的抗战遗址2009年被列入重庆市级文物保护单位，2010年入选重庆十大文物新发现之一。

重庆行营有其特殊的历史价值。在重庆陪都史专家王康看来，蒋介石在国内设立行营、行辕前后共12次，其中重庆行营地位尤为突出。

1937年10月29日淞沪会战失利，上海危在旦夕，历时3个多月的这场战争让中国军队伤亡25万余人。上海失守，南京全部袒露于日军的炮火之下。

时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最高国防会议主席的蒋介石，在最高国防会议上发表《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讲话，首次提议：迁都重庆，借以争取战略退却之主动地位，力避全盘溃败之忧。

“蒋介石选择迁都重庆，是经过长时间的考察和思量的。”王康说，1935年，蒋介石带领他的高级将领和德国军事顾问借追剿红军为借口来到四川，但其根本目的是寻找一个可以长期坚持和支撑中华民族长期对日作战的根据地。

重庆进入蒋的视线。他很清楚，凭当时的空军力量，在和日本短期交战后，中国的制空权很快被日本人控制。而重庆作为一个山地城市、雾城，在中国制空权丧失之后，凭借其地理环境仍能作为一个指挥中心。

同时，重庆有得天独厚的两条大江，水运可以将兵源、战争物资等汇集到重庆。此外，重庆在当时还具有比成都、西安、洛阳等城市更发达的现代工业基础。

基于这些主要因素，蒋介石决定将战时首都放在重庆。1935年底在重庆设立行营，则是迁都重庆的前期准备。“当时西南军阀割据，拥兵自重，军令政令不通。”王康称，蒋介石借追剿红军在重庆设立行营，标志国民政府中央势力进入，正式在军事、政治上管控大西南。

“它不能被孤立地看作是蒋介石的行营，而是当时国民政府建立一个稳固的抗日大后方，进入全面抗战筹备阶段的一个重要物证，因此历史价值重大。”王康说。

“保护性拆除”

针对蒋介石重庆行营这次拆除，重庆渝中区文广新局回应是保护性拆除，“合理合法”—修复工程从2011年初开始启动，严格按照《文物保护法》的要求和程序进行，“通过前期的可行性论证、现场测绘、方案设计等程序，2011年7月，修复方案通过专家论证，11月通过重庆市文物局审批”。

按照方案，将通过原址保护的形式对这一旧址予以保护，预计2013年10月竣工。全程参与这一项目的重庆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陈蔚解释说，大家现在看着好像只是拆，动作大，但实际上是一个原址重建的“落架大修”工程。所谓“落架大修”是指当建筑构架中主要承重构件残损，有待彻底整修或更换时，先将建筑构架全部或局部拆落，修配后再按原状安装的维修方法。

但据时代周报调查，该行营的复建并不在原址上修复，而是在原址西南方向、30米之外的更靠近解放西路马路的位置。对于旧址下的神秘暗道，当地文物主管部门则表示将进行进一步勘测，保存数据和资料，之后对其清理和封存。

重庆市渝中区文广新局副局长吴辉坦承，蒋介石重庆行营所在地块目前的业主单位为重庆市复旦中学，地块已规划为教育用地，用于对复旦中学的改扩建，以增加教学空间和教学设施。

“同时，重庆行营旧址损坏较为严重，几乎不能再用。”吴辉称，其中包括建筑主墙体部分缺失与坍塌，并且有受潮和雨水侵蚀的现象；屋内地面木地板受虫蛀影响较重等。

“所以，本着既有利于文物保护，又有利于教育事业发展，既尊重历史，又尊重现实的原则，经区市两级文化、规划、教育等多个部门多次商议，确定了保护方案。”以上负责人说。

旅美学者慕朵生对该遗址“保护性拆除”方案不认可。按照国际通行文物保护原则，除因地震等自然灾害导致建筑文物坍塌而不得不拆除，或因重大国计民生工程建设需要而对建筑文物进行合法迁移外，其他建筑文物一律采取原地、原貌加固、修缮等保护性措施，即修旧如旧。

重庆大学教授、抗战陪都史研究会副会长敖依昌亦提出质疑，重庆行营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据《文物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迁移或者拆除省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批准前须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渝中区文广新局的回应资料显示，重庆行营的“迁建”方案仅获重庆市文物局审批，并未得到国家文物局的迁移许可。

重庆行营“保护性拆除门”事件，经网络上发酵后，外界质疑声如潮涌，重庆市文物局、渝中区相关部门均倍感压力巨大。

事实上，蒋介石行营早就面临被拆的危险。当地知情者告诉时代周报记者，2009年2月，行营墙面上就被涂上了鲜红的“拆”字，到处张贴着拆迁倒计时通知书。渝中区解放西路拆迁办公室相关负责人称，当时拆除蒋介石行营是出于拓宽公路需要。

不知后来为何搁浅，但终难逃拆除厄运。据重庆市复旦中学相关人士透露，这次为学校腾地而拆迁重庆行营，预算费用达2.9亿元。

遗址保护之困

作为抗战时期陪都和盟军反法西斯远东司令部所在地，重庆除了留下一段段悲壮的历史故事外，还留下众多抗战遗址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

然而，重庆抗战遗址保护现状不容乐观。蒋介石行营的尴尬只是其中一个缩影。重庆已调查统计登录的抗战文物遗址共767处，现存395处，占51.5%；消失372处，占48.5%。除消失遗址外，一些尚存遗址或年久失修，或挪为私用，现状堪忧。

该市北碚北温泉公园内，周恩来、蒋介石、朱德等国共领导人曾在此居住过的“数帆楼”、竹楼、磬室、农庄和柏林楼，已成重庆柏联SPA温泉酒店的一部分，其中“数帆楼”已辟为红酒窖藏馆，农庄则成为酒店高管宿舍。

“当年日军的狂轰乱炸都能幸免，如今反倒毁在我们自己人手上！”重庆市沙坪坝区文广新局局长李波表示，抗战遗址保护不力，究其根源，主要在于重庆有些地区和单位对抗战文物价值认识不够，很多抗战遗址还无定级保护，抗战文物保护规划滞后，即使已有的规划也在可操作性方面存在着一定的不足。

同时，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的矛盾较为突出，不少抗战遗址的“文物保护区”都被不同程度地侵占，很多珍贵的抗战文化资源消失在城市改造、旧房拆迁过程中。

重庆抗战遗址的精神主体体现的是中华民族热爱和平、团结御侮、救国图强的民族精神。通过保护抗战遗址，体现对民族的认同，对促进爱国主义统一战线建设、实现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因此，重庆抗战文史专家蓝锡麟认为，重庆应站在一个更高的历史视点上来保护抗战遗址，凡是记录了中华民族抗日斗争重要历史章节的遗址，都应得到保护，“这是属于整个中华民族的记忆”。

“蒋介石重庆行营被保护性拆除，不是孤立事件。”王康强调这个事件背后，是一些城市决策者们的历史虚无主义、厚今薄古，他们缺乏对历史应有的尊重和敬畏。

（责任编辑：水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