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拜万人师 谋万人居

吴良镛

伊斯坦布尔的清真寺 吴良镛 作

菊儿胡同

2012年2月14日，吴良镛在人民大会堂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里接过了国家最高科技奖。这个奖项是对他在“人居科学”领域做出的特殊贡献给予的最高肯定。对于平常人来说，吴良镛这个名字很陌生，但他的建筑设计作品遍布全国多个城市。

菊儿胡同的老住户还记得20多年前带着学生来考察的吴良镛教授。“他可真好啊，他设计的房子改善了我们的居住条件，解决了我们的困难，而且还保留了咱们四合院的老北京味。”

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博士生说：“吴老不仅在学术上造诣高深，而且还是一位教育家。他言传身教，告诉我们一个知识分子的责任与担当。”

建筑界的学者说：“吴良镛院士是‘人居科学’的创始人，他的理论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认同和支持。他改变了建筑理论一直由西方世界主导的状况，将我国的传统文化与建筑理论相结合，创造出了建筑领域的新理论。吴老一生的梦想就是‘谋万人居’。”

1.

57年的孜孜以求

已经不知道多少个清晨和傍晚，白发苍苍的吴良镛推着一个盛满图书、资料的小推车走过清华校园，在家与办公室之间往返。如此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吴良镛一直在探索建筑规划的发展。

1999年在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这位满头银发，身材矮胖的老者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上铿锵有力地宣读了由他起草的《北京宪章》。在《宪章》中，他总结了百年来建筑发展的历程，并在剖析和整合20世纪的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成就与问题以及各种新思路和新观点的基础上，展望了21世纪建筑学的前进方向。那时吴良镛是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在一片掌声中《宪章》获得了通过，这标志着吴良镛开创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已经为世界建筑学界所普遍接受和推崇，从而扭转了长期以来西方建筑理论一家独大的局面。

在《宪章》中吴良镛提出“建设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环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而这个设想的提出，却经历了57年的摸索。

年轻时，吴良镛曾到美国留学，在那里他目睹了西方城市交通拥堵、住宅紧缺、失去自然等“城市病”，当时吴良镛认为这些问题和中国没有关系。他满怀希望地回到祖国，依然相信所谓“城市病”只有资本主义国家才有，而社会主义的中国可以避免，甚至可以绕开西方发展轨迹走出一条崭新的城市化道路。但是，中国的城市建设却没有按照吴良镛预想的轨迹发展。

2010年的某个秋日，黄昏时分，天空飘着小雨，堵在路上的司机们心烦意乱，他们集体鸣笛发泄愤怒。这天,偌大的北京陷入了堵车风暴，当时北京市拥堵路段峰值超过140条，刷新了采取限行措施以来的最高纪录，全城的车辆如蜗牛般一点一点地挪动着……

北京交通拥堵的情况，早在改革开放后不久就初现端倪。上世纪80年代初，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城市交通拥堵、住房缺乏、流动人口安置难等“城市病”出现了，而且状况越来越严重。这些问题无一不让年迈的吴良镛揪心。吴良镛这才发现自己年轻时的想法太天真。为了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的城乡建设道路，治理中国的“城市病”，吴良镛开始不断求索。

60岁开始，吴良镛每天夜里3点起床工作，鏖战两三个小时之后，稍事休息，便准时上班。吴老每次上班都带着夫人准备好的午餐，中午把饭热一热，吃完之后，又投入到工作之中。

在《芒德福的学术思想》一文中，吴良镛回忆起自己的建筑理念不断酝酿、准备、成熟的过程：“从1945年自学城市规划开始，从建筑走向城市。漫长的而又短暂的、艰苦的而又辉煌的这57年啊！”

57年的追求和探索中，吴良镛不断积蓄力量、积累知识，终于创造性地提出了“广义建筑学”，发展了建筑理论。有趣的是，“广义建筑学”的提出，是一个顿悟的结果。当时考古界在陕西临潼发现了姜寨原始聚落遗址，该遗址由五个族群聚居而成。他当即想到，虽然聚落是由房子组成，但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其内涵是由家族构成的小社会。以聚落来看建筑，就将建筑的内涵由原先狭隘的房子的概念扩展到社会的概念。由此，他提出了广义建筑学的核心概念：建筑行业的内容应当扩大展开，而不囿于原先单一的建筑含义。

此后，吴良镛的学术研究和探索也并未停止在“广义建筑学”，而是跳出学科范围的局限，从学科群的角度整体探讨。在梁思成的体形环境论和道萨迪亚斯的人居学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创立了“人居环境科学”，将建筑规划拓宽到居住环境系统，在建筑规划中将人、房屋和居住环境结合起来。

2.

防空洞里萌发人性的温存

那一日，伊斯坦布尔清晨的阳光照耀着清真寺前古老的大树和络绎的人流，当时已经60多岁的吴良镛被眼前的生活情景感动了，他铺好一张纸，抓起颜料画了起来，翰墨意趣顿凝笔端，令游客驻足欣赏。感动吴良镛的正是那人与自然和谐交融的关系，而这也体现了吴良镛所向往的“人居环境”精神理念。

吴良镛坚信“人文精神的复萌是当代建筑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他所称“人文精神”，一方面是建筑追求科学与艺术的统一，另一方面则是建筑对社会的关切。吴良镛选择建筑研究的伊始，就充盈着对社会的关怀。

吴良镛生在江苏省南京市中华门城堡路西地区，自幼喜欢文学、美术，读书刻苦勤奋。高中就读于重庆合川二中。高考那天，吴良镛在考场上挥汗如雨，紧张地答完了大学入学考试的最后一科。走出考场，他猛地觉得轻松了许多。回到宿舍刚躺在床上准备休息，突然，防空警报响起，日本人的飞机从头顶飞过，投下一颗颗炸弹。吴良镛跟着人群往宿舍下的防空洞狂奔，还未进入防空洞就听到了远处的爆炸声。刚到了防空洞里，就感到地动山摇，灰土不断在身边落下。轰炸结束后，走出防空洞，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狼藉的大街小巷。眼前的大半座城都被大火吞噬。那时候他年轻的心里已经燃起了重建家园的热切愿望。三天后，他悲伤地告别合川，临行前默默许下宏愿，“将来要从事建筑行业，重新修整惨遭侵略者蹂躏的城乡”。高考结束后，吴良镛选择进入当时全国唯一设立建筑系的重庆中央大学学习建筑学。

大学毕业后，吴良镛被征调参加中国远征军，担任随军翻译，进入缅甸战场的前线。在西南地区，吴良镛亲眼目睹了战争对百姓生活造成的严重破坏，也真正懂得了和平的可贵。看到西南地区在战争中被破坏的惨状，他的心里非常难受，多年后他参与了西南地区的城市规划，实现了修整被破坏的城乡的心愿。

早年痛苦的经历让吴良镛的建筑理论研究以及建筑实践，都充满着“心怀天下”的人文关切。由于传统技术层面的建筑学无法解决吴良镛所牵挂的社会问题，他不断拓展建筑的外延，构筑以“人”为核心的人居环境科学。

科学与艺术的统一是吴良镛对建筑行业发展的期许，正如他在《吴良镛画记》中所说：“美术、雕刻、建筑、园林，大至城市规划、区域文化中，美学的思考与追求是统一的。”吴良镛自幼喜欢绘画和书法，他将之看作是与建筑学相平行的学习和修养。在大学期间他接受的是学院式的建筑教育，承受过宗白华、傅抱石、徐悲鸿、齐白石等人的艺术滋养。在美国留学期间师从沙里宁学习建筑与城市设计，同时进修绘画、雕塑，艺术修养得到很大提升。

3.

让人们诗情画意地栖息在大地上

“菊儿胡同”，富有诗意的名字，也饱含着浓浓的京味儿。20多年前的一次危改，让这里备受关注，也让吴良镛实现了从理论到实践的飞跃。

当时菊儿胡同需要改建的有7座院子，涉及44户居民，人均住宅面积只有5平方米多一点，其中最困难的仅仅2.5平方米。除了居住条件拥挤外，每个院子最多有一个水龙头，共用一个下水道，上厕所得到几百米外的胡同口。但是最让这里的居民难以忍受的是“危房、积水、漏雨”的问题，其中尤以菊儿胡同41号院为甚。

菊儿胡同的改造项目提上日程后，遇到了种种困难，最重要的问题是设计单位提出的方案都与古城保护相违背，屡屡审批不下来，一来二去设计单位失去了兴趣。那时多数设计单位视菊儿胡同改造项目为“鸡肋”项目不大、费用不高、牵涉面却不少。无奈之下，北京市房改办找到了吴良镛。吴良镛当即表现出了极大的热诚。

菊儿胡同的改造试验项目建筑面积不过2700多平方米，设计费仅仅1万元，却请来了吴良镛，当时有人说这是“杀鸡用牛刀”。对吴良镛而言却并非如此菊儿胡同改造试验的理论准备，吴良镛已经做了30多年了，他恰恰需要这样一个机会来检验自己的理论。

从上个世纪50年代，吴良镛开始考察和研究北京的四合院。从1978年开始，吴良镛参与北京市总体规划，同时展开北京市旧城整治研究。在1979年对什刹海规划方案的研究中，他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居住区整治的“有机更新”和“新四合院”住宅设计方案的思路。

在菊儿胡同危改方案设计中，吴良镛用到了自己提出的旧城改造理论 “有机更新”。吴良镛用很形象的比喻对该理论进行了生动的阐释：“有机更新，就像一个人衣服破了打块补丁。其实，只要精心缝补，即使陈了，是百衲衣，也不失其美丽。”

“有机更新”理论的提出很好地解决了危改与文物保护之间的矛盾，“新四合院”的建筑风格既保存了四合院的传统模式，又结合单元楼的优点，满足了住户条件改善的愿望，也保护了古建筑群的整体协调统一。

到了施工阶段，菊儿胡同一期的改造设计图纸就出了95张。就菊儿胡同一期的设计总量，出95张图在很多建筑师看来“不可想象”，这背后，反反复复的修改更不知多少次。吴良镛严谨的态度让人钦佩，而这与吴良镛的恩师梁思成是分不开的。60多年前，吴良镛初给梁思成当助手时，帮着画佛光寺的插图，画到檐下斗拱，他随便勾了几笔，梁思成看了笑着对他说：“把你考着了”，并为他动手改图。“梁思成略加改画，立见精神，形象准确，使我惊叹不已。真的，即使是草图，寥寥数笔，也应力求做到大致不差。”

如今，改造后的菊儿胡同小区里，精心保留了原有的树木。一水儿的2层、3层小楼的白墙黛瓦，与周边的老房子浑然一体，丝毫不觉得突兀。一进套一进的院子，面积虽然不大，却并不觉得压抑。这样一座“新四合院”，完全没有高楼大厦那种冰冷、孤立的感觉，“大爷”、“大妈”、“叔叔”、“阿姨”……邻里间出来进去都打声招呼，有了困难也互相帮助。那情形，仿佛回到了过去的北京城。

菊儿胡同一期改造工程受到了国内外的关注，各种表彰、奖励纷至沓来：北京市科技成果二等奖、亚洲建筑师协会优秀建筑金奖、世界城市建设荣誉工程、联合国人居奖……

荣誉面前，吴良镛继续为自己的梦想在努力，“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画意地栖息在大地上。”

4.

宣纸上的人生追求

北京的夏天酷热难耐，在北京一家康复医院的治疗室里，一位穿着小背心的银发老人扶着栏杆磕磕绊绊地向前走着。虽然他的脚步蹒跚，但是他的目光却充满坚毅。而就在老者的旁边，一些年纪比他小很多的年轻人却坐在凳子上休息。老先生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地走着，不一会儿，全身就被汗水湿透。

这位老者正是吴良镛。吴老80多岁时仍不辞辛劳，经常奔走在各个建筑工地上，直到2008年的夏天，85岁的吴良镛在南京金陵红楼梦博物院视察工作时突发脑梗。

当时，所有人都以为吴良镛的工作至此就画上了句号，医生也判断他这辈子不可能再站起来。然而病痛并没有将他击垮，反而激发出更加顽强的拼搏精神。

脑梗导致吴良镛的半边身体完全不能动弹，吴良镛开始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康复治疗。别人一天练习4个小时，他就练8个小时。在医院里，吴良镛是一位“模范病人”。他非常尊重科学，严格按照医生的指导方法锻炼，而且异常刻苦，很多小伙子都坚持不住的康复训练，吴老全都努力坚持下来。

“我不但要站起来，还要能走路，还要恢复到能写字、能绘画。”

寒来暑往，吴良镛始终坚持康复训练。训练之余，吴良镛抓起毛笔开始练习书法。医院病床上的桌子太小，吴良镛就请护士帮忙在床上并排放了两张桌子。每天吴良镛都会让护士摇起床架，靠在床上练习书法。刚开始，拿毛笔都非常困难，经过反复的练习吴良镛总算能够握笔，但是写字仍旧吃力，书写的时候，手不断地颤抖。周围的人看到吴老恢复的状况非常欣慰，他却并不满意，心里较着一股劲，一定要恢复到之前的水平。就这样，每天吴良镛都会坐在床上练习一段时间的书法。

正是因为有着远超常人的毅力，吴良镛很快就可以走路了，不听使唤的手也能握笔写字了。医生们啧啧称奇：“80多岁的老人中风能恢复成这样，真是个奇迹。”

“科学求真、人文求善、艺术求美”。2011年1月，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院成立10周年时，中风后却奇迹般地恢复、重拾毛笔的吴良镛挥毫写下这几个大字。这“真”、这“善”、这“美”，是吴良镛所求，也正是他一生的写照。

1948年的一天，梁思成伏在案头给自己的爱徒吴良镛书写推荐信。

当初梁思成是因为翻看了重庆中央大学油印校刊《建筑》，在校刊上发现了吴良镛的一篇题为《释“阙”》的论文，很欣赏吴良镛的才华，有意安排他到身边做助手。那时吴良镛正在缅甸中国远征军中担任翻译，他完全不知自己已被梁先生看重。

在梁思成写完推荐信后正准备装入信封，却被夫人林徽因看到，林徽因看过信后，提笔动手修改起来，说：“对良镛的介绍应该这样来写。”

“少有的刻苦、渊博，少有的对事业的激情，多年与困境抗争中表现出来的少有的坚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