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剧场的历史记忆(二)

清代演员不少要到宫里唱戏，他们在内廷当差不拿俸禄。我曾为此请教过朱家溍先生，知道所谓“内廷供奉”这四个字是没有的，是后人给加上去的。实际上，到宫廷演出也会得到一笔钱，除此之外还能得到一些恩赏，而他们主要的经济来源还是在剧场演出。前面谈到茶园，后来就把“茶”字去掉了，都叫“园”，例如天乐园、庆乐园、中和园、吉祥园，还有三庆园和阜成门内的阜成园等等。另外也有的叫“楼”，比如广和楼、广德楼。这些戏园都是营业性的，几乎每天有戏。不同的班社可能固定在一个剧场中演出，例如历史悠久的戏曲科班富连成，就是日场在广和楼演出。保存下来的照片中，他们穿着小棉袍，戴着小帽头，排着队去广和楼。有些班社是轮换不同剧场，按照档期长短与戏园签约进行营业性演出。

现在的剧场演出，基本都在晚上，这跟整个社会形态改变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大家都要工作，只有晚上才是业余时间。但在清代基本上没有夜戏，都是日场演出。为什么没有夜戏呢？原因很多，一是清代部分地区实行宵禁制度，到晚上就要关城门了，北京内城九门从南面的正阳门到崇文、宣武、阜成、西直、东直、朝阳、德胜、安定门，九门都是要关城门的，如果出内城去看戏就回不去了。另一原因是照明设施的问题，那个时候最好的设施是煤气灯，一般来说，在昏暗的剧场里面须用油灯照明，如果晚上演戏灯光太差，因此清代没有夜戏，都是日场。

当时广和楼的日场戏已经形成了富连成科班演出的定例，很多人愿意去看演出，特别是看当时还没有出科的学生，因为一些学生未毕业前已经崭露头角，如“喜”字辈的陈喜兴、侯喜瑞、雷喜福，还有“连”字辈的马连良，“富”字辈的谭富英，“盛”字辈的裘盛戎、叶盛兰都是属于“科里红”。今天名演员叫大腕，那时候挑班唱戏的叫头牌，富连成培养了不少挂头牌的名角儿。当时广和楼票价并不是很贵，这些演员一年365天风雨无阻，几乎天天有戏，剧目能多达数百种，既锻炼了演员，也培养了观众。我们常常讲这么一句话，没有好的厨师，是因为没有好的食客，两者相辅相成。同样没有好的观众，也造就不出好的演员。所以，广和楼富连成学生演出是挺受欢迎的。

清末宵禁制度废止，以后就逐渐有了夜戏。夜戏演出时间很长，一般来说都要安排十来出戏，演出时间达五六个小时。开锣的“帽儿戏”大约在晚上六点钟开始，到晚上十二点或者一点钟才散戏，前面的戏一般没有人看，越演到后来看的人才越多。

清代的娱乐设施基本上在外城，这是因为内城旗籍的居民为多，当时的统治者不愿意自己的旗民沉溺于娱乐之中精神涣散，所以内城不允许建戏园子。戏园建在外城也就是崇文、宣武两个区。本来外城想围绕北京的内城修一圈的，后来由于没有这种力量，所以只修在城南，是长方形的。当时的剧场基本上都集中在前门地区，如鲜鱼口的天乐园，肉市的广和楼，珠市口也有一部分，以大栅栏为最多，也包括粮食店的中和园、大栅栏西口的广德楼、门框胡同的同乐园等等。

可以说在嘉道以前，这个制度执行得非常的严格。嘉道以后，就形同虚设，放松多了。但是旗人在清中叶以前没有当票友的，也不允许和梨园行往来，而且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如果谁和梨园行往来，周围的朋友便不再和他交往，这其实也是对艺人的一种轻视。但是到了后来，旗人不仅喜欢戏，而且自己能写戏、编戏，粉墨登场，甚至下海。很多有名的京剧演员都是旗人下海的，如德珺如、金仲仁，不但是旗人，而且是贵胄子弟，最后都下海，成为一代很有成就的演员。还有一些尽人皆知的名票，如载涛先生，在北京城称为“涛贝勒”，由于得了很多戏曲名家的真传，不仅自己能演戏，专业演员也去程门立雪，向他问艺。著名武生杨小楼在演《安天会》的时候，很多东西也向“涛贝勒”请教。还有红豆馆主溥侗——侗五爷，也是当时的戏曲名家，旗人不能与梨园来往的规矩被彻底破除了。

天桥在清代的时候也是一个娱乐很兴盛的地方，后来经过几次火灾战乱，逐渐衰败了。清末这个地方还存在，变成了很多撂地艺人的演出场地，如曲艺、杂耍等等。也有一些小戏园，包括一些落子馆。落子就是评剧，也在那里演出。当时天桥地区的最北端到珠市口以南，由于上述大戏园戏楼都在珠市口以北，所以就有了道南道北的雅俗高下之分。《天下第一楼》话剧中，就是因为学徒到道南看了一次“落子”，结果被掌柜开除。当时北京一些大商号，比如千祥益、瑞蚨祥、同仁堂的学徒是不许去道南看戏的，被认为是甘居下流，不求长进，就更甭说一些自认为比较高尚的市民了。

对于演员来说，道北都是一些好的班社，道南却是一些末路或者穷困潦倒的同行，所以道南虽也有一些京剧或者地方剧种的演出，但穿着打扮之破旧可想而知。像天桥“八大怪”、“云里飞”拿包装纸做行头，那是哗众取宠。其实有很多剧团的行头也非常破败，而且演出也不是很规矩，比如上身穿着一件蟒袍，底下连彩裤都不穿，天冷的时候就穿着棉裤上台了。水袖、衣领，白的变成黑的，更是见多不怪。所以道南道北成为观众的分野，也成为演员的分野，最后混得很差的演员为了生计也不得不到道南演出，这是当时屡见不鲜的。偶尔也有演员从道南到了道北，能够到一些正式的剧场演出，但相对来说比较少见。所以所谓道南、道北，是当时社会形态所形成的一种观念，也是对贫困者的歧视。

清代女人是不能够到剧场看戏的。女人看戏怎么办呢？宫里皇上、太后看戏的时候，后妃自不必说，包括一些等级比较低的嫔妃、宫女，也是能够看到戏的；有些王府贵胄被邀到宫里，女眷自然可以跟从看戏。王府观剧或者官员府第在举办堂会戏时，女眷也是可以到场的，但都是男女分坐，不是男女混杂，为此也设一些女宾席位。至于女宾不能到园子里看戏的规矩民国以后始破，但仍引起舆论争议，当时比较守旧的人，认为和女宾在一起看戏是对男人的侮辱，所以仍不愿意和女宾在同一个剧场看戏。一开始是有的剧场可以，有的剧场不行，男女要分坐。说到这里还牵涉剧场结构的问题，一般城市平民的妇女没有到剧场看戏的机会，一些高等级、大宅门的妇女，大厅广众的廊座或者池座自然不行，但可以坐在包厢里看戏。男女分坐是直到20年代初，才算彻底解决的。

民国以后的剧院，发生了突出的变化。1914年以后建了大批比较新式的戏院，相对旧式茶园，设备条件都有了改观。初建立的设备最好的剧场叫做第一舞台，现在知道第一舞台的人已经很少了。第一舞台在珠市口大街路北，它的筹建年代是1912年，由杨小楼和另外两位社会名人共同出资创建，于1914年正式开业。第一舞台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是以着火著名，从它建造好的第一天演《钟馗嫁妹》的时候就着了火，但火势不大。当时有各种说法，有说是后台吸烟引着的，也有说是地痞流氓故意纵火烧起来的。这把火影响不是太大，很快就修复了。到了1918年又着了一次大火，几乎烧了剧场的将近三分之一，当时由杨小楼各方奔走，社会贤达出资，总算再度修成。最后一次毁于大火是在1937年，这时候由于日本侵略，发生卢沟桥事变，民生艰难，百业凋敝，所以就没有能力再修，第一舞台从此就在北京城消失了。

存在了二十余年的第一舞台在戏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期间重要演员包括四大名旦、四大须生，无一不在第一舞台登台献艺。第一舞台的建筑结构也完全与旧式的舞台不一样。剧场设有大门，有整个用铁皮做的罩棚，可以容纳观众进场和休息。剧场内首先是改变了舞台和观众的相对位置，过去的剧场安排都是观众席侧对舞台，故看戏也被说成听戏。比如舞台是坐南朝北或者坐北朝南，观众席却是坐东朝西或坐西朝东，有茶桌，是侧面对着舞台。但是第一舞台却改为观众座椅面对舞台，纯粹是演出与欣赏的关系。其次不但有了聚光电灯的照明设备，还将旧式的品字形舞台改为有台唇的镜框式舞台，观众座椅也相对比较舒服，虽然有扔手巾把儿的，但相对以前的茶园来说还是要安静和净化得多。说到舞台设计，清代和清代遗留到民国的剧场基本上都是品字型形式。这种舞台的特点是前面突出来一块，台子一般的高度在90公分到1米之间，比我们今天的舞台要矮得多。另外，它的周围有一个大概60公分的护栏栏杆，据说是源于宋代的勾栏，这样形成了演员和观众的一个明显不同的区域划分。旧式品字形舞台不但凸出，而且上面有的还有顶，好像亭子似的，两边有柱子，比较影响视线。柱子上面往往挂有“金榜题名虚欢乐”、“洞房花烛假姻缘”一类反映戏和人生哲理的对联。但是镜框式舞台没有柱子，从视觉来讲就开阔多了，戏曲演出更便于观赏。

另外，最早的时候文场（即乐队也称“场面”）是在台面后部的，后来逐渐移到侧面，像第一舞台就是这样。但是，它的有些设施还不如民国中后期进步，包括舞台背后的天幕，在行话里叫守旧，当时还是很混乱的。有的守旧是某位捧角的观众为某位演员专门绣的图案，虽然绣工很讲究，但毕竟搅乱了舞台的气氛。甚至还有很多广告，不管演什么戏，上面总挂着“乌鸡白凤丸、牛黄解毒丸”一类，和戏曲的内容毫无关系，对观众的视野也是一种破坏，直到后来才进行改良和净化。第一舞台时期虽然舞台改变了，观众席有了改进，但是很多方面还是比较遵循传统的。但它毕竟是民国以后建的最好的、最完善的一个舞台，区别于清代旧式茶园，如果说有划时代的剧场，则非第一舞台莫属。

民国以后，除了第一舞台，逐渐还有很多有名的戏园出现，比如1921年建成的真光戏院。民国以后再也不存在关城门的问题了，所以真光戏园建在内城，就是今天东华门大街中国儿童剧院所在的位置，它的存在于中国戏曲上是值得浓墨重彩地书上一笔的。真光戏园的外形完全不同于旧式戏院，而是采取了西洋的巴洛克式建筑形式，内部也是镜框式的舞台。

真光戏院建成后几度变迁，最早是演戏，抗战胜利以后变为真光电影院，第一轮的美国电影如《魂断蓝桥》、《鸳梦重温》、《出水芙蓉》等就都是在真光电影院放映的，那里设备、音箱条件也是当时最好的。解放以后改名为北京剧场，人艺的首都剧场当时还没有建成，老舍先生的《龙须沟》第一次上演就是在那里。后来从北京剧场改成了儿童艺术剧院，像最早的儿童剧《马兰花》都在那个剧场演出的。

1922年开明戏院建立，在珠市口大街路南。开明戏院是1922年建立，特点是看戏不再由领位领进戏院，而是第一家建有售票房，对外预售戏票的剧院。开明也是新式建筑，维持了很多年，也是艺术大师梅兰芳先生最喜欢的剧场。解放以后改名民主剧场，到了六十年代改名珠市口电影院，现在因为拓宽两广路已经不存在了。开明戏院在现代京剧史上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当时名家荟萃，盛况空前。

1930年建了哈尔飞剧场，这是从英文译音上翻译过来的，当时主要演出京剧。1936年以前袁良当北京市长的时候，评剧演员白玉霜在那里演出“拿苍蝇”被禁止，引起轩然大波。解放以后改名叫西单剧场，后来是电影、戏剧、戏曲什么都演，改革开放初期被北京曲剧团占用，后来就不复存在了。

1937年出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剧场，这两个剧场一个是长安戏院，一个是新新戏院。长安戏院原址在西单的东南角，新新戏院就是后来六部口首都电影院所在地，随着首都电影院那个地方的拆除，也就不存在了。所以，新新和长安在30年代来说，已经是很现代化的剧场了。这个时期对一些清末留下来的剧院戏园也进行了改造，如吉祥茶园改为吉祥戏院，当时将一个经营亏损的饭馆买下来做了休息室，剧场面积扩大了，30年代一并进行了现代化的改建。

清末的一些茶园，到了民国时期也经过了一些改良。例如在西珠市口路北有一座文明茶园。这个茶园在中国戏曲史上有很重要的地位，因为很多有名的演员都在那演出过。文明茶园的建造时间大约是在1907年，也就是在辛亥革命前夕。这个茶园在建成之后，以标榜文明著称。首先是允许女观众进入茶园看戏，这个在当时也是属于一个特例。文明戏园戏台抱柱的对联，也不像很多旧舞台那样表现人生如戏的虚幻消极思想，而是宣传维新爱国、倡导文明的内容：“强弱本俄顷，愿同胞爱国正宗，此日漫谈天下事；古今无常理，结团体文明进步，他年都是戏中人。”文明茶园从建成以后，一直就是进行京剧演出。谭鑫培最后一场营业性演出也是在文明茶园。那是在1917年，他和陈德霖合演《南天门》，这出戏也叫《走雪山》，演出中间陈德霖就发现谭鑫培的脸色大变，于是谭从此一病不起，后来在那家花园为接待广西军阀陆荣廷的演出《洪羊洞》，完全是不得已抱病而为，并非营业性演出。著名旦角王惠芳、梅兰芳等也都在文明茶园演出过。30年代以后，文明茶园改名为华北戏院，京剧就很少在那里演出了，反而是评剧演出比较多。直到解放初期在那里还有评剧演出，后来就沦为仓库了，今天这个地方已经不存在。

内城的剧场相对来说很少，主要集中在东安市场，如吉祥茶园和丹桂茶园，此外就是灯市东口大街路北的瀛寰戏院，今天知道的人已经很少了。这个瀛寰戏院建于1932年，演出那天的“打炮戏”就是李盛藻的《定军山》和叶盛兰、叶盛章兄弟的戏。但是它的上座率始终不高。过去看戏很多人还是喜欢在北京比较繁华的外城，从前北京有一句老话叫做“西单、东四、鼓楼前”。灯市口地区当时不是商业地点，所以影响了上座率。1937年，瀛寰戏院被日本人接收，改名飞仙电影院，专演一些日本影片，观众基本上是北京的日侨，中国人从各方面来说都不会到那里去看戏、看电影，所以北京人对飞仙电影院知道的很少。1945年，飞仙电影院作为敌产被没收，后改名为建国东堂演出话剧。虽然存在时间只有五年，但是一些进步的剧社，像国防部演剧二队等都在那里演出过，剧目有著名的《夜店》，在北京的演出史上也是不应该被遗忘的。1950年其建筑已成危房，所以很快就被拆除，后来北京空政文工团在它的后面建了宿舍楼。

另外，北京还曾有过上海大世界那样的游乐园，就是1918年建成的城南游艺园。北京相对来说是比较封闭和保守的城市，不同于上海。上海有个大世界，是上海名人黄楚九经营的一个综合性的娱乐场。由于北京缺少这种花花世界的社会氛围，所以本没有建立大型娱乐场所的社会基础。1918年有位议员看上了距天桥不远的香厂路附近的一片临河空地，于是突发奇想用了几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建立一个很庞大的游艺园。因为时间短促，所以粗制滥造，也是一个豆腐渣工程，后来就是因此出了问题。

城南游艺园是一个综合性的娱乐场所，有饭馆、杂耍场、书场、魔术场，也有演梆子、评戏和京剧的地方，同时可以举行十多种不同的演出。当时的北京老百姓从来没有看到过这种形式，于是趋之若鹜。但是由于建造的非常简陋，所以开业的第一天灯箱做的牌坊就被风刮倒了，砸坏了20多辆三轮车。后来营业了几年，开始生意还算不错。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女演员登台演出。当时北京坤伶比较少，城南游艺园则出现了很多坤伶，比如说著名演员刘喜奎就在那里演出过，所以城南游艺园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

但是城南游艺园的豆腐渣工程，终于导致一次看戏时二楼的观众席发生倒塌，北京的一位名媛燕三小姐，从楼上掉下来，当场就摔死了，于是当时的北京市政当局不允许它继续营业而将其封掉，从此一蹶不振，也就关闭了，这就是昙花一现的城南游艺园的情况。

日伪统治时期，北京市面萧条，经济衰退，从1937年到1945年，北京建的唯一一个剧场就是1942年建成的中山公园音乐堂。所谓堂其实只是一个大舞台，和一个扇面型的，从高到低的座席。它的舞台采用了比较新式的镜框式舞台，两侧是化妆室和演员休息的地方。观众席是完全露天的，只是夯土垒起来，在上面铺了木龙骨，观众可以坐在木龙骨上观剧，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解放初期。后来经过了三、四次的改造，就从完全的露天变成了有顶而无墙的状况。一直到1956年，北京市戏曲联合会成立演出还是那样，当时的情况就是四边仅有一圈矮墙，上面有顶。

音乐堂名为音乐，实际没有演过什么音乐会。1942年建成的时候，日本的一些乐队曾经在那里演出，当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王揖唐还在上面讲话。音乐堂容纳的观众在当时的北京可以说是最多的，所以解放初期一些大型活动，包括镇反、三反、五反的大会，都是在那里召开的。

新中国成立以后，整个社会发生了根本的变化。首先演员得到了尊重，整个观戏的群体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很多劳动人民都走进剧场去欣赏戏曲或戏剧。五十年代初对旧剧场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改造，改造后交给一些国营或民营剧团长期固定使用。比如人艺在1957年以后用了首都剧场，北京京剧院当时叫北京京剧团，用了北京市工人俱乐部。中国京剧院用了人民剧场，北京曲艺团用了广德楼，后来成为前门小剧场。北昆用了西单剧场，就是原来的哈尔飞剧场改造的。

尽管如此，仍然不能够满足人民文化生活的需求，所以与此同时又建了很多新剧场。1956年以前建的剧场，最有影响的一个是天桥剧场，这个剧场实际上既能演戏曲，也能演戏剧。后来就是一直演舞剧和芭蕾舞。直到“文革”中间，都是芭蕾舞团所占用。

还有就是在护国寺胡同里面的人民剧场，也是1956年以前就建成了。人民剧场现在基本上没有演出了，但这个建筑将会保存下来。虎坊桥建的北京市工人俱乐部，也是一个当时水平很高的戏曲演出场所。还有东城小经厂的实验剧场，同时还有很多机关厂矿的礼堂俱乐部，都是演出场所。

1956年以后建成的剧场，最突出的有两个，一是北展的剧场，当时叫苏联展览馆剧场。这个剧场完全仿造当时苏联的建筑，采用大边框式的舞台。另一更好的就是首都剧场。这个剧场五十年来是人艺专用，虽然容纳的人数不是很多，但是从观众席的舒适、舞台的装置和乐池，到观剧的角度，以及当时从东德进口的音响设备都是最好的，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精制的剧场。

1959年建国十年大庆的时候，还建了一些新的剧场，最突出的就是十大建筑之一的民族宫。民族宫剧场在当时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先进的剧场。稍后又建了二七剧场。从建国以后，到“文革”之前，北京的旧剧场得到了改造，新剧场如雨后春笋，北京的剧场和演出达到了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

老北京剧场的台前幕后

关于旧时代的剧场演出，侯宝林先生有段相声十分形象，剧场里有卖香烟、糖、瓜子什么的，茶碗等东西乱放，又有领位带人进场，最后是楼上小孩撒尿，混乱的情景可想而知。当时观剧都是板凳，没有靠背，观众侧对舞台。板凳很硬，由领位给个垫，再付上一点小费。一些叫卖的就在剧场里走来走去，不管演出什么，他照样卖东西，但不能大声吆喝，有的跨个篮，有的托个盘，这样在观众席上乱串。包厢相对好一点，一般高于池座，是半楼的形式。最次的座位是廊座，就是在池座的两厢，贴两边墙根。廊座一般来说没有茶水招待，位置比较差。廊座也收费，也是按茶资收取，虽然有的有茶，有的没茶，但因为是茶园演出，所以也等于是付茶钱。上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有了新的剧场和售票制度，剧场秩序才趋于好转。

上世纪四十年代以前，剧场里很少有鼓掌的情况，不兴鼓掌，都兴喊好。喊好的人一方面是为演员的艺术所倾倒或是对演员精彩表演的一种褒奖、捧场，另一方面也是在表现自己，表示他很内行，很懂戏。喊要喊在啃节上，而且这个“好”又在不同的时候有不同的喊法。比如说演员出台前，在后台唱一句闷帘倒板，紧接着从侧幕里走出，底下就有炸雷似的好声，这叫碰头彩，一般都是一些声望极高的名演员才能享受这样的殊荣。有的是在演出过程中，某一句特别要好的唱腔，或者武生的一个身段，一个高难动作，大家都会报以满堂的彩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