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城市管理急需改变“洁癖思维”

延安城管跳脚执法，湖南临武瓜农之死，哈尔滨城管围殴记者……这一连串的涉城管丑闻把城管再次推向舆论的风口浪尖，这种对城管的指责早已经司空见惯，城管也很委屈。在指责城管暴力执法的同时，我们应该想一想，是什么造成了城管与小贩之间水火不容的现状？

城市管理与行政执法局是我们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创造”，国外没有。西方国家也有城市管理和城市执法的相应政府行为，但是都没有一个叫“城管”的综合执法队伍。我国城管执法的创造还远不成熟，直到目前，中国的城管还没搞清楚自己要管什么，怎么管。

城管制度设立之初是为了解决城市执法的多头管理、执法混乱的现象，而且其中不乏管理者对城市建设的洁癖。随着城管制度被普遍接受，城管执法无据，执法人员素质低下等短板日益显露，暴力执法不过是这些缺陷的最显著表现而已。当暴力执法成为公众认可的城管标签以后，小贩对城管的敌意也就与日俱增，城管不可避免的陷入了暴力执法的囚徒困境。

城管和小贩的上述困境在权力边界不清晰的背景下已成必然。再加上城市管理者为了自己的政绩，为了应付什么卫生城市、文明城城市等各方面的评比和检查，很多不该城管管理的事情也被划到城管执法的权力范围，责权不对称必然造成执法错位。管理者的“管理洁癖”自然会鬼使神差的促使城管过度执法，进一步加强执法暴力。

不管初衷如何，城管执法的实际结果却是把小贩赶出城市。在管理者看来，没有小贩的城市才是卫生、整洁、文明的城市。但是，管理者靠洁癖思维打造的没有小贩的城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城市？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没有了小贩的城市，就没有小贩的生路，尤其是一些城市贫民和失地农民，一旦失去了赖以生存的生计，必然埋下更大的社会隐患。没有了小贩的城市，市民生活必然不方便。在自家的楼下再也买不到一包豆浆或者一把新鲜蔬菜。没有了小贩的城市，市民的生活成本必然升高。以一个西瓜为例，市中心的价钱比市郊高出一倍或者更多，这是每一个城市的常态，也是城市管理洁癖思维下的必然。这种对立使小贩“用冒险换生计”和城管“用暴力维持城市形象”的矛盾不可调和，尤其在社会的相对剥夺感日益增加的今天，城管和小贩的每一次对垒，都进一步加剧官民之间的对抗情绪，这也必然成为社会管理中不可承受的伤痛。

一些列城管和小贩之间的冲突告诉我们，简单地驱赶小贩无法实现城市和谐。管理者必须反思，市民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生活，需要什么样的城市管理，小贩在城市里应该有什么样的权利和地位，怎样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地位，而不能用简单的洁癖思维来制定城市管理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