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中国城市只是土地的城市化 而不是“人”的城市化

到去年为止，这份名为《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研究已经做了整整10年，在《报告》中，回顾了新世纪第一个10年中国城市整体崛起的发展路径。但这些只是土地的城市化，而不是“人”的城市化。

中央政府在发展问题上，总要提醒地方，要慢一点，再慢一点；而由于城市之间竞争压力等原因，地方政府都想要快一点，再快一点。

一些在改革开放前20年曾经释放出巨大活力的要素，如经济制度和企业管理，在这个10年里对于城市竞争力增长的贡献却始终在低位徘徊。

看谁能更好地让农民变成市民，这是中国能否长治久安的基础，也该是下一阶段城市之间竞争的主要方向。

一篇关于城市竞争力的文章，让一个市长失眠，又让另一个城市紧急开会，这让作者倪鹏飞有些始料未及。

那是2002年，博士毕业刚刚一年的倪鹏飞在《经济日报》发表整版文章，对全国24个城市进行了以“城市竞争力”为主题的点评。其中提到了东北的大连和哈尔滨，却没有省会城市长春和沈阳。

不久，在一次市长论坛上，一位来自长春的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对倪鹏飞抱怨道：“您这个东西把我们市长搞得几夜睡不着觉啊！”邻居沈阳动作更快，据说市政府专门召开研讨会，讨论“究竟沈阳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我不是那个意思，因为样本量有限，所以只选了24个，不选沈阳是因为有了大连，不选长春则是因为有了哈尔滨，绝对不是说这24个城市就是最好的。”倪鹏飞赶忙解释。

如今，这个“城市排行榜”已经囊括了全国294个地级以上城市，其中既有北京、上海、香港这样的国际大都市，也有七台河、石嘴山这样人口不足百万的小城，甚至包括远在宝岛台湾的基隆。影响城市竞争力排名的指标，也不再是简单的GDP，而是以许多因素作为基础，既含有人才、科技、资本、基础设施，也包括了城市获得的国际专利申请乃至拥有的跨国公司数量等。

到去年为止，这份名为《中国城市竞争力报告》的研究已经做了整整10年，并于2005年获得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倪鹏飞的身份早已变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主任。

“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解释，有人归功改革开放，也有人说是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出现。而我认为中国经济活力很大程度上来自城市之间的竞争。”倪鹏飞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中国的城市化是21世纪改变世界的两股重要力量之一

11年前，中国还没有像模像样的“城市排行榜”。那篇文章让刚进入中国社科院工作的倪鹏飞有了“一夜成名”的感觉，“接了很多来自地方政府的电话，上榜的特别高兴，说这个文章写出了真实情况。当然，没被写进去的比较生气”。

很快，社科院出版社的一位领导便找到他，鼓励他出版以城市竞争力为主题的蓝皮书。“他非常敏感，说这个肯定行。”倪鹏飞回忆道，领导怕他“中途撂挑子”，还在合同里注明每年都做。

本来，这位南开大学经济学博士的研究方向是政治经济学房地产专业。倪鹏飞清楚地记得，当时全国只有一个城市经济学博士点，学界谈论“国家竞争力”或者“企业竞争力”的很多，以城市为单位的研究则凤毛麟角。

但对于一个带有几千年农业社会烙印的大国来说，城市的崛起早已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甚至将中国的城市化称为21世纪改变世界的两股重要力量之一。2011年，中国城镇常住人口首次超过农村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一半之多。而在改革开放初期，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

倪鹏飞亲历了这场历史性的巨变。刚考上博士那一年，他的导师被调到天津市政府任职，接手的研究项目以天津市城市建设发展为主题。倪鹏飞也转而研究城市竞争力，后来的几年时间里，他先后到上海、深圳、珠海等城市进行调研，并在1997年完成了博士论文。

“得出两个主要结论：上世纪90年代影响城市发展的要素第一个是资本，第二个是思想观念。”倪鹏飞随口念起了当时盛行的顺口溜，“解放思想，黄金万两。”

这一现象也引起了学界的关注。上世纪9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张五常在昆山考察发现，为了数额只有200万美元的投资，苏州好几个地方抢得厉害，“只要愿意去，什么条件都可以”。那是这位国际学者第一次看到这种“你死我活、过瘾精彩”的地区竞争。

不过，倪鹏飞认为，早在改革开放之前，地方政府就存在某种意义上的竞争。无论是河南兴起的公共食堂，还是山西诞生的“大寨模式”，这些后来被归咎为导致经济决策失误的实践，最初都是地方实践被政治运动绑架的产物。

而关键的转折点是1994年的税制改革。在财政分权后，增值税和土地租赁收入成为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这两者都取决于地方经济的增长。“中国城市在财政和立法上拥有惊人程度的自治，这甚至超越了美国。”清华大学伦理学和政治学教授贝淡宁将城市之间的竞争视为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