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为何缺少“世界级”宜居城市？

2007年世界最宜居城市的桂冠被德国慕尼黑获得。
　　一年一度评选公布的世界宜居城市，在国际社会必然引起系列反响和密切关注：宜居城市的目标、体制、准则、成效、状况及其特色，代表着当年人类居住文化主流，也成为当年人类城市居住价值观及其最优化模式的典范。

2007年世界最宜居城市的桂冠被德国慕尼黑获得。理由是城市经济蓬勃发展、基础设施完善、住房品质高、犯罪率低、族群和谐、四季气候宜人、休闲设施与夜生活舒适等。从公共交通、环境到想喝一杯咖啡时的方便程度,慕尼黑都排名领先。当然，同样排名三甲的哥本哈根和苏黎世在这些方面与慕尼黑的差距很小，但慕尼黑依靠其对居民的服务水平，成为了最佳城市的优胜者。慕尼黑成为2007世界最宜居城市的理由无疑给我们开阔视野的启示：城市从宏观经济、环境品质到生活细节必须切实满足人的心理与生理需要。这种“需要”超越国界、超越城市、超越社会，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的。

城市目标不一定是现代化

20多年前，中国各个城市开始考虑与制定本市的发展目标，基于时代局限、或由于城市视野狭窄，城市目标多为“现代化”、“国际化”、“世界一流”、“东方芝加哥”、“第二香港”、“北方浦东”等等。毋庸置疑，我们城市发展的宏伟目标定位于经济、工业、政绩指标，在城市的初期发展阶段或许非常必要，也是城市成长的基本前提。至今，中国在城市化已经走过四分之一世纪，25年的速度几乎相当于西方国家250年历程的缩影，在世界城市之林，中国城市短期大规模、高效益发展先前幷无同例。

但是，从历史事实的另一面可以发现，中国城市大规模、高效益发展在环境与宜居品质方面付出了极大代价，现在从反思到返工的基点必然落脚到城市的目标定位：城市发展的第一定义究竟是追求政绩指标、还是落实到“宜居品质”？

日本在经历了20世纪60－70年代高速经济增长期之后，戴上了“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桂冠，但却陷入国内四处“环境公害”的泥沼。从日本国内媒体到国际社会对 “日本奇迹”产生了一系列质疑：灰蒙蒙的城市天空、黑乎乎的城市河流，城市不再是宜居的家园。难道这个时代需要由城市承担国家高速经济增长所导致的“环境公害”吗？东京终于从70年代后期的反思中开始警醒与检讨：城市不能成为高速经济增长所带来的“环境公害”牺牲品，而首要目标必须是宜居的家园。20世纪80年代，东京开始将城市目标确定为“家园城市”。2007年在世界十座千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位居第四的东京其所有宜居指标名列榜首。

由此可见，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经济高速发展对城市化的影响无论多大，城市的发展无论多快，城市始终不可能超越“居住是第一主体功能”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