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村急需重组“集体”

　　罗天昊两会提议系列之一

　　春播秋收，天地之道。

　　然而，情况正在发生变化，偌大的中国，已经遍地荒芜。

　　2011年，中国的城市化率，正式超过50%，也就是，中国彻底告别了农业国，迈入了工业国的行列。

　　事实上，中国真实的城市化率，早就远远超过了50%。

　　目前，中国的农业人口，仍然有六亿多，从表面上看，城镇化潜力仍然非常巨大。但是，中国的6亿多农民中，有2.3亿在城市务工，实际上，中国只剩下4亿真正留在土地上的农民。现在统计城镇人口是不把流动人口计算在里面，实际上大批农民工在城市已经长期居住和工作，如此，则中国真是的城镇化水平，早已超过了60%以上。

　　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尚有近2亿的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21世纪后，目前我国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不足5000万。近年来，中国各个城市出现 “民工荒”，即是劳动力市场出现“刘易斯拐点”的例证。走的都是青壮年，留下的都是老弱病残，在未来，已经无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了。

　　从前，当大量人口都滞留农村的时候，人均耕地非常紧张，而在人口大量进城之后，人均耕地徒然扩大，而留守的老人，劳动能力不足，他们中很多人，逐步靠外出打工的青年供养，自己也不种地了。

　　更为严峻的是，长期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致使我国的人口结构，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巨大转变。这种转变即，年轻人少，老年人多，少年人口的增长直线下降，老年人口的直线上升，这种对比，意味着将来中国人口达到峰值之后，将急剧下降。据《大国空巢》一书作者，中国湖南籍美国科学家易富贤研究，今后五年，20至60岁的总劳动力将达到顶峰，此后将出现大规模下降。而推着时间的推移，未来死亡高峰期的到来，将使中国成为死人之国，已经有部分农村，出现老人死亡之后，本村无足够的人抬棺的惨象。

　　同时，在后发国家“大跃进”式的发展模式，普遍以牺牲农业换取工业发展， 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无疑具有典型意义。在中国，农业与工业之间存在着数十年的剪刀差。在邓小平以后的时代，由于人身控制的逐步开放，国家对于农业的漠视没有得到改变，农业仍然是没有前途的产业，同时工业化与现代化方兴未艾，迫使农民用脚投票，青壮劳力大量涌入城市，农业已经成为老弱病残的留守之地。同时，在国家产业政策上，农业一直没有得到足够重视，成为牺牲品。无论种粮还是养猪，都是所获无几，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造成了农业的毁灭性挫伤。

　　两下夹击，农村逐步出现大片荒地，已经成为必然。

　　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缺粮之日不远。

　　为此，中国需要在农业领域，进行革命性的变革。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事实上，农村土地，只有承包，根本没有联产。除了国营农场之外，中国广大的农村，都是以家庭为单独，小敲小打，劳动模式，退步到原始的刀耕火种时代，一度盛行的机械化，几乎被中断。

　　由于土地非私有，目前的农业产业，均无法实现大规模机械化，规模化，所谓的农庄，都是私人从以村为单位的“集体”那里租借的土地，而农户私人之间，是无权联合的。或者一旦私人联合，出现纠纷时不保护出租者。由此，逼迫农民基本的种植业，只能是一家一户，分散经营。

　　传统农业的三个要素，土地，劳动和资金，都出现了缺位，土地是妈、劳动是爹、资金是儿，如今，土地并非私人所有，农村劳动力外流，资金看不上农村，出现了“妈被霸占，爹已私奔，儿不归家”的怪局。

　　未来，要打破农村困局，需要走“联产”的道路，加大农业机械化，规模化，商业化。

　　目前，之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务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个体家庭经营农业利润低，如果能够实行规模化，则可以提高效益。

　　以笔者所在南方农村为例，村子中的水稻田，被以斗（半亩）为单位，分成了上百份，每家的水稻田，都是通过抓拈，优劣搭配，由此，家家户户的农田，都互相分割，推高了经营成本，比如旱季灌溉，每家都得一个小块一个小块地租用抽水机，到了收割季节，亦无法施展收割机。由此，机械化亦无法实现，农业成本高，效益低。

　　因此，未来，农村应该推行所有权与经营权，收益权的分立，农民以家庭为单独，可以选择自由合作，组建农庄，按照股份或者农地大小分红，实现真正的“联产”，建立大的农庄，这样，农业规模化，机械化之后，不仅可以降低成本，还可以扩展产业链，发展农产品加工工业，同时，还可以进行多元化经营。

　　（罗天昊，致力于研究国家与城市战略，著有《大国诸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