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公租房发展要有耐心

　　当前，保障房建设日益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而按照国家的规划，“十二五”时期的保障性住房将重点发展公共租赁住房。这似乎意味着公共租赁住房在我国公共住房体系的发展战略中开始占据中心地位。

　　所谓公共租赁房，又称公共住房，是解决新就业职工等夹心层群体住房困难的一个产品。其住房并不是归个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或者承担者承受得起的价格，向新就业职工出租出售，包括一些新的大学毕业生，还有一些从外地迁移到城市工作的群体等。

　　住房领域亟待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2012年1月是邓小平南巡讲话20周年。如果说20年前，在中国改革发展处于生死攸关之际，邓小平一举破除的是“姓社姓资”争论对中国发展之路何去何从的困扰，让中国改革发展从纠缠意识形态的困局中破茧而出，那么当市场经济已经被确立为经济基本体制的今天，我国社会经济领域进一步改革和发展所面临诸多困惑中，最关键的可能就是如何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边界。

　　这里所说的政府和市场都是广义的。而对政府和市场的理解都离不开对权力的使用。像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卢梭就曾指出，政府代表具体或抽象的公共意志驱使下的公权力及公权力对公共意志的实现过程；而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哈耶克则表示，市场代表私权，即个人及个人集合起来的组织对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权利及这种权利的实现过程所带来的“自发的社会秩序”。

　　如今，计划经济已经以惨败结局而退出历史舞台，而政府干预越少市场效率就越高的想法，也已经被证明是一种幻想。这两方面的负面教训，举不胜举。

　　新加坡学者郑永年曾提出，在中国，市场一直从属于政府。在很大程度上，市场只是政府实现其经济社会目标（或者政治工程）的一种工具。中国的市场是必须服从政府原则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曾经做过“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政府与市场”的演讲，也提到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边界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但经济转型和社会改革必须同时进行。

　　然而理顺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可能一步到位、一蹴而就，只能从局部到整体、逐步化冰。那么具体而言，在社会经济何领域可以率先出现政府和市场的有机融和、并为其他领域做出示范？

　　在笔者看来，住房领域有很大的可能将成为当下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转型的一个关键突破口，并为其他领域做出示范。而突破方式就是重塑政府与市场在住房供应方面的责任划分，构造一个全新的政府与市场合作机制。

　　之所以如此强调住房领域改革的重要性，是因为当前住房成为社会民生事业中最为聚焦的焦点问题，住宅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对国民经济牵一发而动全身，住房关系到所有人；同时，也是因为住房领域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最为复杂、边界最为模糊，曾经有一段时间住房部门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一个领域，但当前从中央到地方的政府对住房领域的关注度和干预力度都高于任何一个其他社会经济领域，而且在历史上住房制度改革就曾经撬动过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此外，从国际上看，德国和北欧的住房领域也曾被认为是政府与市场融合最获成功的地方。

　　回顾历史，可以看到，我国改革开放前的福利公房制度，虽然其产生初衷是作为低生产能力下计划经济“低工资、高积累”生产模式的配套制度，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但一旦住房被公认为是福利品，就有相当的制度调整刚性，也就由此对经济发展、金融深化等产生严重的制约作用。所以1978~1998年的城镇住房制度的商品化、货币化和市场化改革，绝不仅仅是“财政丢包袱”，更是我国1978年后经济社会领域各项改革事业中具有基础地位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改革。

　　而1998~2007年期间，政府在住房供应领域的“超脱”，其后果是带来了房价的持续狂飙和房地产市场几近畸形的极度繁荣，导致社会民怨鼎沸，同时也带来城市化后续乏力、经济转型受阻以及快速积累的金融系统风险。国内外大量研究文献和实践经验都表明，住房部门的发展不仅是一国和地区的城市化、信贷政策、宏观经济政策和社会制度性结构的产物，其自身对城市化、信贷膨胀、经济增长和社会制度发展具有强烈的反馈作用。

　　由此，各界人士在指责住房市场各种乱象之余，纷纷认为这些乱象代表着“市场失灵”，背后的根源是政府缺位。于是，有了2007年的国务院24号文，也有了“十二五”规划的3600万套保障房。更具体的目标是到2015年实现保障房覆盖城市居民20%的人口。政府角色在住房领域的回归，无论速度还是力度都超过所有人的预期。然而，在笔者看来，住房领域内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关系远还没有理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