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平台贷款安危未卜

融资平台贷款安危未卜

　　在大多数银行家眼里，2011年是银行业的一个拐点，以往每年增长30%-40%的好日子怕是要到头了。而接下来的2012年，躺着挣钱的好日子也一去难复返了。

　　王宁（化名）是一家资产规模超2万亿的全国性股份制银行授信管理部的老人，从业经历超过了三十年，先后做过总行公司部副总、分行行长、授信部老总，亲身经历了20多年来六次宏观调控。

　　“中国现在已经进入第六次宏观调控，这次属于紧缩型调控。每次调控，政府至少要做三件事：控制物价、货币紧缩和‘砍项目’，这次还没‘砍项目’。”12月的一天，王宁在他的办公室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仅仅过了两年时间，2008年底中央政府“四万亿”刺激计划掀起的地方政府融资盛宴，就剩下一片“杯盘狼藉”。

　　从2011年2季度开始，一场横扫商业银行、平台公司和地方政府的流动性大饥渴让之前习惯了大手大脚花钱的地方政府开始绞尽脑汁、节衣缩食；在这场流动性饥渴中，先后有云南“滇公路”、陕西高速、湖南高速等平台公司爆出了财务危机，甚至“违约”事件。

　　如果时间轴向后推移到2009年，老孙掌管的信贷管理部，最头大的问题恰是如何加快“放款”。两年时间，宏观冷热变换，货币政策由松到紧，所有参与主体，银行、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博弈生态发生了巨变。

　　“我觉得这次货币政策，如果不考虑银行的现实情况，连续收紧，瓶盖子越拧越紧的话，以后银行有可能出现大批的不良资产。”王宁希望自己的预言不会成为现实。

　　“银政合作”回潮

　　“很庆幸，当时坚持住了。”

　　2011年10月，当记者再次来到山西实地调研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现状时，建行当地分行的一位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在山西省交通厅将近1400亿元贷款余额中，建行不到50亿，竞争对手工行、农行和中行份额均在300亿-400亿上下。

　　这对长期视基础设施贷款为传统优势的建行来说，多少有点不合常规。用上述省分行人士的话说，当时连分行行长都表示不理解，给他施加了很大的压力，该行在2009年上半年新增贷款同业排名中，远落后于工行，甚至被中行超越。

　　2008年底，国有商业银行不得不面对新一轮地方政府的投资扩张，掉入“信贷财政化”的陷阱，此前经过多轮银行改革艰难分离的“银政合作”再度回潮。

　　财政部财科所曾估计，2007年，中国地方债务总余额为4万亿元左右，其规模相当于当年全国GDP的16.5％；仅仅四年后，这一数字膨胀至10.7万亿，已近全国GDP的三成；而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数量也近万家。

　　2009年初，央行制定的货币供应量M2指标为17%，新增贷款5.4万亿左右，结果到年底时，M2已达27.7%，新增贷款达到9.8万亿，翻了一倍。

　　从2009年一季度开始，商业银行就开始了疯狂的信贷冲刺，“一季度是工农中建几大银行一马当先，二季度信贷冲刺的主力换成了股份制银行，到三季度时，冲击主力又成了地方的农商行、城商行，就是三波往上走。”

　　“一季度时，我们冲得并不厉害，结果后来监管部门检查时，质问你们为什么不放款，为什么不配合中央的政策？”王宁摇头道，他所在的银行专门为此开了一个会，搞了一个贷款进度评比。一年下来，该行新增贷款冲过了3000万亿，是年初计划的三倍之多。

　　如此一来，信贷市场的供求关系完全倒转，资金供过于求，地方政府、国企等信贷市场的主要需求方议价能力大幅提升。两年后，通货膨胀全面攀升，信贷投放的恶果显现出来了。

　　失去了政府的隐性保护，要在充满不确定性的市场中学习游泳，最缺乏的就是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