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危机下的经济转型之策

　　2008年次贷危机爆发至今，宏观政策的调整和外部环境的变化，对中国的经济结构产生了深刻影响。近年来，出口对GDP的贡献率逐步下降，投资和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动力。但同时，困扰中国经济的诸多结构性问题仍然存在。在当前欧美深陷债务危机的背景下，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已刻不容缓。导致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的原因有哪些？服务业的发展对于扩大消费有

　　怎样的意义？为促进转型，需要在哪些领域推行制度改革？为回答上述问题，本期本报采访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美国三一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文贯中、汇丰银行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屈宏斌，是为21世纪北京圆桌第314期。

　　后危机时代的结构调整

　　政策集中于刺激经济增长，对结构扭曲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并未大张旗鼓的改革。

　　《21世纪》：2008年次贷危机至今，反危机政策对经济结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结构失衡在哪些领域有所加剧？哪些有所缓解？

　　迟福林：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4万亿的投资重点在基础设施领域，使得近几年的投资率保持在一个较高的水平，一系列反危机政策通过拉动投资，保持了经济的高增长率。但与此同时，经济结构失衡的局面不但没有缓解，反而进一步加剧。“十一五”期间的产业发展目标是以第二产业为主，第二产业主要靠投资和出口来拉动，反危机政策使得大量的投资进入到基建领域和重大工业项目，再次强化了第二产业的主导地位。这样，第三产业的占比处在较低水平。产业结构的失衡和服务业的发展不足，相较危机之前更为突出。

　　屈宏斌：由于政策调整和外围环境的变化，中国近几年增长的源泉和动力转为以内需为主，这是一个比较明显的特点。2006-2007年间，中国年均GDP增长10%以上，其中约3-4个百分点是净出口直接的贡献，即约1/3的增长来自净出口；而危机之后，净出口贡献已大幅减少，如今年上半年，9.6%的总经济增长中，净出口贡献微乎其微。这个减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贸易顺差占GDP比重从危机前的8%-9%持续下降，到2010年下降到3%左右，今年上半年下降到2%左右；二是危机前净出口每年以40%的速度增长，到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则呈现出一个非常微弱的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增长的源泉已完全被内需所取代，这是被很多人所忽略的。

　　未来，若中国的内需增长持续高于周边国家或主要贸易伙伴内需增速，这种增长率的差距就会继续，导致中国的外贸、净出口占GDP比重持续下降，而这实际上已起到结构调整的作用了。当然，目前内需仍以投资为主，消费所占比重相对较少，这是需要继续改善的方面。

　　文贯中：中国经济结构中的扭曲和失衡，主要是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的制度所造成的，造成失衡的两个制度因素，一是户籍制度，二是土地制度。城乡户籍制度的存在，是过去三十年中国可以源源不断地为城市和制造业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主要原因。因为户籍制度和城市高昂的居住成本的两重约束，农民工在外出打工一段时期之后，不得不再度返乡，在农村完成结婚生子，他们的后代的绝大部分又在农村环境中成长起来，成为新的廉价劳动者，重复父辈的命运，到城市或劳动密集型产业打工。改革以来，由于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支持，中国出口部门和劳动密集产业优势明显，发展较快，在整个出口产业结构中占的比重较大。

　　土地制度使得城市政府可以从农民那里拿到很廉价的土地，其用途有两种：一方面，用于招商引资所需的土地，比如产业园区等，以极优惠的租金，甚至以零地租的方式提供给外资企业，吸引大批外资企业来中国落户，以此鼓励出口产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居民居住用地的价格，通过垄断土地的买卖，又被抬得很高，其差价成为地方土地财政的主要来源。以房价收入比的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房价已经在全球名列前茅，在户籍限制之外，进一步使农民工难以在城市定居。

　　这两方面的制度问题原本应成为改革的重点领域，但在次贷危机发生以后，特别是新一轮的欧美债务危机下，政策集中于刺激经济增长，对结构扭曲背后的制度性因素，并未大张旗鼓地改革。然而，只要制度性障碍没有得到去除，中国经济结构性的扭曲，就很难缓解。

　　投资消费失衡之因

　　要实现投资和消费的平衡，必须在降低储蓄率方面多做努力，而不是直接从投资或消费入手。

　　《21世纪》：中国的内需长期以投资为主、消费增长乏力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如何进行调整？

　　迟福林：现在居民对于服务业的需求正在全面快速增长。之所以居民的消费潜力没有充分释放，主要是因为服务业不能适应人们不断提高和增长的消费需求。为什么很多人选择送孩子到国外去读书呢？如果我们有好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人们何苦舍近求远呢？城市化是服务业发展的主要载体，中小企业是服务业的基本主体。目前我国的实际城市化率还比较低，同时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着许多政策体制的障碍，融资难是现阶段困扰中小企业的突出问题。

　　要把总量扩张型的增长，转为消费拉动型的增长，就要重新理顺中央地方关系，扭转地方政府搞重化工业投资、做大GDP的局面。同时要贯彻“民富优先”的理念。目前国家财政收入增速成倍的快于GDP增速，GDP的增长又长期高于居民收入增速。这表明国家的生产能力快于老百姓的消费能力，在此情况下再去刺激消费就很困难。此外，地方政府用行政权力控制了土地、资金资源配置，也限制了中小企业的发展。要想实现转变，这些深层次问题必须尽快解决。

　　文贯中：由于中国的利率没有市场化，资金的成本比较便宜，而贷款的大部分为国营企业和政府部门所获得。同时，地方政府还有一个重要的收入来源——土地财政，也导致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和过度投资。要从根本上改变这一模式，一是要在土地制度方面进行改革，二是逐步地推进利率市场化，让利率真实的反映资金的成本，减少各种软约束。

　　消费不足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农民工不能成为真正的城市居民。按照今年人口普查的统计，虽然目前全国的城市化率将近50%，但这只是名义上的，把2亿多暂时居住在城市的农民工也算为城市居民了。但这2亿多农民工中的绝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在城市里定居，主要原因还并不是户籍的问题，而是房价的问题。他们的生存模式就是在城市拼命地打工攒钱，之后回到老家去盖房子、结婚生子。他们既然无法成为城市居民，也就不会沿袭城市居民的消费模式，而是尽量省钱，寄回老家，对内需的提升影响不大。由于农村人口加上这2亿农民工仍占人口的大部分，如果解决不了他们的城市化和市民化问题，扩大内需就会成为空谈。

　　屈宏斌：以投资为主还是以消费为主，对此应有一个现实的认知。首先，投资为主是后危机时代出台的政策，主要是以财政支出的形式，而财政支出中的4万亿主要目标又是基建，这导致投资相对消费增长得更快；而且从纯粹的比例来说，投资的比例还在加大，消费的比例还在减少。

　　简单地看，未来的结构调整应把投资降低一点，消费增加一点，但这种调整必须以储蓄率逐步下降为前提，在此之前，中国的高投资仍是必要的。在高储蓄率背景下，倘若国内投资不充分，必然使得一部分国内储蓄不得不流向海外，而在目前资本管制的情况下，海外投资又主要是以外汇储备的方式来表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投资下降首先要求储蓄率下降，否则一味地降投资，也是不理想的。

　　过去的政策并没有使储蓄率出现明显下降，储蓄率下降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包括人口趋势，对医疗、养老、子女教育的后顾之忧，这些问题都需要时间去解决，短期内很难看到比较根本的、明显的减少过程。

　　所以，要实现投资和消费的平衡，必须在降低储蓄率方面多做努力，而不是直接从投资或消费入手。这方面是有一定空间的，如政府更好地做好自己的本分，在教育医疗、社会养老保险方面步子再大一些，投入的资源再多一些，消除老百姓的后顾之忧，解决老百姓不敢花钱的问题。

　　另外，现有政府支出结构中，基础设施方面投资过多，社会福利、教育医疗公共产品投入欠缺，如果政府支出结构能够改进，储蓄率的降低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